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34
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显然，这是有利于各国和平发展的盟约。
第二次，公元前546年夏，在宋国大臣向戍、楚国令尹屈建、晋国大臣赵武的推动下，以楚、晋两大国为首的14国，在宋国西门外郊野歃血为盟，达成了第二次弭兵盟约。此后，天下对抗争霸的局面减缓，一度平和了10余年。这一阶段的楚国，在实际实力上超过了晋国，成为主导天下格局的大国。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罢兵言和是空前的，是第一次在交战各方之间自觉达成的休战盟约，具有非常重大的文明意义。此后，弭兵反战思潮依旧时起时伏。这一思潮，对墨家兼爱、非攻思想的出现有着基础的意义，是中国原生文明最可贵的遗产之一。
7.吴国霸业
中原大国的霸业相继衰落之后，长江下游及太湖流域的吴国兴起了。
吴国的真正崛起，是在吴王阖闾时期。这个吴王阖闾，是春秋战国时代最富传奇性的君主之一。阖闾原名姬光，是吴王诸樊的儿子，以当时国君嫡系成员称名不冠姓的传统，社会称谓是公子光。诸樊死时，因公子光年幼，欲立其颇有贤名的幼弟季札。因季札坚辞不受，遂立大弟余祭为吴王。17年后余祭死，又立其弟余眛为吴王。余眛即位，当时便将已经成人的侄子公子光立为太子。时间不长，却又废黜了公子光。吴王余眛在即位四年后死去时，终于立了自己的儿子姬僚继承王位，这便是吴王僚，史称王僚。此时的公子光，应当已经是三十岁上下了。
自王僚第二年开始，公子光终于连续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识胆略。
此时，楚国遏制吴国，吴国的主要作战目标便是打破楚国封锁。因此，王僚在即位第二年率吴军攻楚，水战失败，连王船“余皇”号都被楚军夺取。随军出征的公子光，率部夜袭楚军，奋勇作战，不但夺回了王船“余皇”号，而且打败了楚军。此后王僚第八年，吴国以公子光为统帅率吴军攻楚，战胜后又北征陈、蔡两国，取得很大胜利。次年，公子光再度统率吴军攻楚，又夺取了居巢、锺离两地。
自此，公子光在吴国树立起很高的声望。公元前515年，也就是吴王僚即位的第12年，公子光终于发动了一场政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专诸刺僚”的故事。
吴国霸业的主要功绩，是对楚对越，以及北上中原的三方用兵。
吴王公子光，也就是阖闾，即位后修筑了“阖闾大城”作为都城，也就是今日苏州。同时，立即开始了富国强兵的争霸准备。从阖闾第三年开始，吴国出兵，首先攻灭了邻近的徐国，并以伍子胥与兵家名士孙武为将，组织三支劲旅专门对楚国展开军事袭扰，使楚军疲惫不堪。其后，吴国在阖闾时期的对外用兵，集中于对楚、对越，还曾经多次远途奔袭楚国，并获得重大胜利。其中最著名的“柏举之战”，大破楚国囊瓦军，并攻入楚国都城郢，迫使楚昭王逃入云梦泽，极大震慑了楚国。若非秦国出兵援救，吴国很可能彻底击溃甚或吞灭楚国。此战之后，吴军又两次败楚，迫使楚国迁都。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在进攻越国的战役中负伤致死，吴国的霸业稍有顿挫。
其后，吴王夫差即位，发动对越复仇之战，一度攻灭越国，俘虏越王勾践。
此后，吴国又连续北上，进攻陈、蔡两国获胜。再后，吴国继续北上进攻鲁、宋两国，迫使两国屈服。后来数年，吴国又三次进攻齐国，最终大胜，俘获了齐军主帅国书。一连串胜利之后，吴王夫差于公元前482年，在黄池大会诸侯，周王室与晋定公都参与了会盟。
正在吴国霸业有可能一举成势的时刻，历史发生了不可思议的逆转。
8.越国霸业
越国的突然崛起，是一个历史传奇。吴国与越国之间的历史恩怨及其戏剧性转折，更是一个历史传奇。
当时的越国，地处今日浙江、福建北部地区，是以夏遗民为轴心的一个古老的诸侯国，其在春秋前中期的扩张活动，我们已经在此前有所了解。越国政权，传承至二十余代的越王勾践时期，越国的势力逐渐壮大了。当时越国的接壤近邻吴国已经崛起，勾践的父亲——第一位自行称王的越王允常，欲图进一步向北扩张，恰恰遇到了正在强势时期的吴王阖闾当政，双方反复征战，均不能大胜对方，仇怨便越积越深了。
允常死后，吴王阖闾立即大举攻越。越王勾践愤然起兵应战，在隽李之地，也就是今日浙江嘉兴地带大败吴军，使吴王阖闾负伤致死。三年后，也就是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得知吴王夫差加紧练兵欲图复仇，遂先发制人，大举攻吴。吴国大举应战，在太湖之地的水陆大战中，吴军大败越军。越王勾践仅仅率五千人逃到会稽一带，又被吴军紧追包围。
此后，便有了那个勾践成为战俘奴隶、历经屈辱回国、卧薪尝胆的故事。
勾践复国后的第12年，越国开始对吴国发起挑战。第一次时机就选择在吴王夫差在黄池会盟诸侯的要害关口，攻入吴国都城，俘获吴国太子。吴王夫差匆匆回军，被迫向越国求和。勾践复国第14年，越军第二次攻吴，在笠泽之地，也就是今日上海吴淞江地带大败吴军。勾践复国的第21年，也就是公元前473年，越军趁吴国饥荒，最后一次大举攻吴获胜，迫使吴王夫差自杀，越国终于灭了吴国。
一举吞灭一个南方大国，这在整个春秋大国霸业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由此，越国声威震于天下。越王勾践趁机率大军北上，直抵淮北，与齐国、晋国会盟于徐州，并向周王室纳贡，表示尊王敬意。周元王也特意派出特使，赐勾践以王室祭祀后的“胙肉”，并给勾践冠以“伯”号，也就是诸侯领袖名号。自此，越国霸业终于完成了全套仪式，相比于吴王夫差霸业仪式的磕磕绊绊，要壮阔顺利许多。但是，越王勾践并不满足传统的伯号，而是自创了一个赫赫名号——霸王。由于当时的越兵横行江淮流域，对中原诸侯群造成很大威胁，所以中原各诸侯国纷纷向越国祝贺示好。
越国霸业的实质成就，主要是对整合南方蛮夷族群融入华夏文明，与吴国、楚国一样具有深广的影响，起到了特殊积极作用。历史地看，越国是春秋大国霸业的最后一个霸主。但是，由于越王勾践的病逝，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时的潮流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所以，越国最后的霸业，很快便被新的时代大潮所湮没。越国的历史命运，也因为沉醉于最后的霸业而忽视了再造新生，所以很快就在进入新时代的入口处，走完了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道路。
越国霸业的灿烂晚霞，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大国蜕变与阵痛效应
1.大国蜕变的历史趋势
在春秋争霸的百余年历史浪潮里，各个大国的内部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变化的轴心，是新兴势力在各个诸侯国的逐渐崛起，及其随之带来的国家权力的重新整合。所谓新兴势力，说的是原先在旧社会架构各个层面处于附庸地位的阶层，在社会的剧烈动荡与年复一年的变化中，渐渐成为各个社会层面的主导力量。在整个华夏文明圈的大结构中，这种新兴力量是诸侯国；在各个诸侯国中，这种新兴力量是臣子阶层，当时的名称叫做“陪臣”；在各个大臣的势力圈里，这种新兴力量是“家臣”与“布衣之士”；在整个社会的职业架构中，这种新兴力量是各领域游离出来的自由民。
从总体上说，春秋时代的新兴力量，是普遍诞生于各个社会层面的一种新的人口阶层。他们的生命与力量，形成于社会变化的潮流之中。所以，他们必然向往着社会的进一步变化，并不遗余力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推动着这一变化。
在所有这些新兴力量之中，最重要的群体是各个诸侯国的臣下阶层，也就是处置各种具体国务与政事并承担日常民治事务的管理阶层。在这个阶层中居于轴心地位的，又是大诸侯国中的国家管理阶层。因为，他们的崛起，引发了旧权力框架的深刻裂变，直接催生了新的政治文明浪潮，从而激荡起整个社会潮流的全面变化。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站在当代文明的高度来审视这段历史，审视当时的世界文明发展状况时，一个客观的评价是：当时的中国文明，以整个人类前所未有的精神力度步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在当时世界各个地域独立发展的区域文明中，没有一个区域文明的发展能够达到当时中国文明发展的高度——在如此辽阔的区域、如此众多的人口条件下，实现如此大规模的、自觉而深刻的文明转折与提升。
这一切，都是从文明内核的裂变开始的。
这就是大国蜕变。这就是大国蜕变的文明史效应。
2.齐国蜕变：田氏势力的崛起
大国蜕变的第一个关节点，是古老而强大的齐国。
公元前672年，也就是第一位大国霸主齐桓公在位的第14年，淮水流域的陈国发生了一场内乱政变，一个政治避难者逃亡到了齐国。这个人，是陈国国君陈宣公的堂弟，自称田完。以当时的习俗，人称公子完。陈国公子而称田姓，自有一番原由。陈国的国君族群本姓陈，后因追念祖先在一个叫做“田”的地方以农耕立足，所以宣布改姓为田。在当时的读音中，陈、田两字发音相近，所以从此开始，陈即田，田即陈，陈田两姓便并行不分了。这位政治逃亡的公子，不想在一个新地方使用过于显赫的国别老姓氏，所以坚持自称田姓。
从此，这个公子完在齐国的族人及其后裔，天下便皆称“田氏”了。
公子田完颇具个人气质，齐桓公很重视他，很快就任命田完为上卿。可是，田完却坚辞不受，只要求做一个实业官吏。于是，齐桓公便任用田完做了“工正”。在今天看来，工正这个职务就是国家的工业大臣，其重要性绝不亚于上卿。可是，在农业经济为主的当时社会，在天下争霸连年征战的历史条件下，实业管理官员的重要性，是远远不能与军事、外交、政治领域的高级别大臣相比的。春秋社会“工正”、“市曹”之类的管理者，大体都是官尾吏头，是不能进入大臣序列的。
从后来的发展实践看，田完的这一选择，奠定了田氏在齐国立足的根基。
当时的神秘文化，为田完后裔的发展留下了两则惊人记录。
第一则说的是，田完刚刚出生时，适逢周王室的太史路过陈国，其父陈厉公便请周太史为田完的前途占卜。周太史对卦象的说明是：“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后。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这段解说的白话意思是：这是一则看国运的卦象，利于以宾客之身称王。然则，这是取代陈国么？不是，是在另外的国家。而且，也不是应在陈完之身，而是应在其子孙身上。若在他国，其主当是姜姓，是四岳（尧帝时的四位大臣）之后。事物不能两方同时发达，陈国衰落之后，此人才能在他国兴盛。
第二则是说陈完因陈国内乱而逃奔齐国之后齐国有个叫懿仲的官员想将女儿嫁给陈完，请占卜吉凶。这次的卦象解说很简单，婚姻吉兆，结论是：“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莫通削，又是暮的本字。而八世之后，恰恰是齐湣王之后。齐湣王破国，齐襄王大衰，田氏齐国遂告灭亡。
在历史事实的意义上，我们没有必要深究这两次占卜的准确程度。这两件事只能说明，当时的一大部分人对田完这个人是看好的，认为他是大有作为的。我们的连带话题是，神秘文化既是中国原生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也是世界任何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这是人类精神发展的矛盾性所决定的。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否定它，也不能盲目地信奉它。从历史事实说，即或在原生文明时代，也是这样的两种价值观。当时的神秘文化理念是：国家命运如同个人命运一样，是由天意与当事人作为的交互作用决定的。其间因素的动态联结与最终结局，是可以被神明昭示的，是可以以人不可直接感知的手段预测的。
当时的另外一种价值观则是：正道之行，不问吉凶。这一观念的典型表现，是西周姜尚踩碎龟甲的故事。《论衡·卜筮篇》云：“周武王伐纣，卜筮之，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史记·齐太公世家》中的记载是：“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
后一种理念，是中国原生文明中居于主流的正义理念。其认识论的根基是：人的正义与良善，对人的命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事件与行为的正义性与良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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