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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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五到八丈，斜形梯身下的空间是藏兵的暗箱，可容纳十余名士兵。可是，公输般时代，这种攻城利器并不普及，原因在于制造的成本过高。进入战国，由于铁器的普及，这种云梯才被大量使用于实战。因为，云梯的底轮、大轴、立柱、梯框等要害部位，非铁不足以强固耐用。
其六，飞弋连弩。飞弋者，飞出之箭也；连弩者，可以连续发射巨箭之大型机制之弓也。弩，起源于狩猎时代的弓。这就是《吴越春秋》所说的“弩生于弓”。早期的弩，是单人使用的臂张弩。其基本原理，是以可固定箭杆的机栝代替人的膂力开弓，使射出的箭既远又稳又准。春秋战国之交，由于铁器的普及，出现了可以连续发射的大型铁制连弩。《墨子·备高临篇》即有连弩之车的记载。《战国策·韩策一》说得更见具体：韩国大型连弩，“皆射六百步之外，韩卒超足而发，百发不暇止”。秦始皇晚期巡视东海，更有以连弩射“大鱼”的史迹。六百步，若以当代人体的一步五尺计算，大体是三千尺，也就是一千米。长大如矛的巨箭能够射出一公里距离，且可连续一百发。此等威力，实在令人惊叹莫名。
其七，钩拒。这是春秋晚出现的水战兵器，也是公输般发明的。所谓“钩拒”，是战船士兵使用的可以钩住敌船，也可以顶住敌船的长大器械。《墨子·鲁问篇》记载：“公输般游楚，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拒之备；退者钩之，进者拒之；量其钩拒之长，而制之为兵。”也就是说，这种兵器不是搏杀兵器，而是一种应对敌方战船的器械，其形制比实战搏杀兵器要长出许多，要粗大许多，还要联合使用，否则，一人之力，不足以钩住或顶住一只战船。所以，这是一种专门用于水战的大型器械。
（4）防守型大型铁兵器的普遍应用
其一，铁蒺藜。这是抛撒于行军通道，用于阻挡敌方骑兵前进的障碍性装置。某种特定情况下，譬如夜间，也可以阻挡步兵。早期的蒺藜，多用木制。春秋战国之交，有了铁制的更为锋利坚硬的铁蒺藜。
其二，拒马。这是一种真正大型化的阻拦骑兵的组合型障碍装置。夏商周时代，已经发明了早期拒马，实际是一种以木桩组合固定成的架子障碍物，架子上可以镶嵌石矛、石刀或铜矛、铜刀。春秋战国之交，产生了铁制的拒马，以坚固木料为框架，镶嵌六到十支铁枪，后世称为“拒马枪”。《墨子·备蛾傅》篇，将拒马称为“锐镵”，用法为：“大道布拒马五行，行间距三尺；拒马尖锥长尺五，根埋三尺。”
其三，塞门刀车。塞门，是用途；刀车，是器械。这是一种用于守城防御的大型兵器。其形制，是一种坚固庞大的铁制两轮车，车体与城门之内的通道等宽；车前部有三到五层可固定尖刀的刀架，上竖刀尖向前的三五层锋利长刀，车体有粗大的双辕。但有敌军来攻，城门洞开，亮出大群士兵合力推出的刀车猛冲敌军，威力极大。
其四，行炉。就是一种能够推动行走的小型炼铁炉，一种专门设置于城墙之上的大型防守器械。使用方式是：敌军攻城，便在城头以行炉炼制铁水，然后推车到危急地段，以铁水向爬城敌军或云梯浇下，其摧毁力量几乎是恐怖效应。这种致命武器，只有在冶炼技术已经很发达的战国时代才可能产生。
其五，绞车绳梯。这是固定装置在城墙合适地段的一种大型空中输送器械，用于被敌军围困时将斥候秘密缒下城墙，或者将外部物资及信使接进城内。
上述铁制兵器，仅仅是战国大型铁兵器中直接涉及搏杀的基本部分。另外如大型战船、骑兵装具、士兵盔甲、营寨防守之鹿砦、阵地防守之壁垒、后勤输送之器械等，都因铁的使用而大大改进。
5 农业水利的发展
水利建设的大规模、高水准，是战国时代在社会基础方面的巨大进步。
自远古时代开始，中国就有治水的优秀传统。正是因为五帝时期那次历时将近百年的洪水劫难，才催生了我们民族的国家文明。其后的夏商周三代，水利工程主要表现为对井田制灌溉网系统的建设，江河治理工程与水运开发工程则相对减少。那时候的中央王国与各国政府，都有一个位列三公的重要机构——司空，其主要职能便在于治水。
据《荀子·王制》记载，司空职司是“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这充分说明，治水以利农的自觉意识，始终存在于我们的国家时代。
春秋时代，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力度空前加大，能否提高农耕生产水平，基本点在于能否解决水旱灾难。因此，水利建设在各个诸侯国普遍开展起来。这主要表现于三个领域：其一，预防水患的江河堤防，普遍在各国修筑起来；其二，利用江河水源的农田灌溉工程，比此前大有增加；其三，水上运输得到了大力开发，距离不长的运河在吴国、楚国、魏国相继出现；长江与黄河两大水系，已经通过吴国修建的一条通向宋国、鲁国的运河——邗沟，实现了联通。
进入战国，水利工程得到了大规模地蓬勃发展。最明显的进步，是战国时代的农田水利建设，得到了大幅度发展。
战国初期的水利建设，以魏国最为兴盛。西门豹在邺郡治水，引漳水灌溉农田，连续修建了12条水渠，同时开创了以灌溉冲洗盐碱地的方法。战国中后期，农田水利建设则以秦国为最盛，其代表作是战国中期在蜀郡修建的都江堰，战国晚期在关中修建的长约四百余里的郑国渠，连带秦帝国初期开凿的联通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的灵渠。这三大水利工程，是战国水利工程的最高峰。
农田水利建设的另一基本方面，是各国在田间灌溉系统方面的开发。由于旧的井田制的瓦解，新的私人土地不断被开垦出来，田间水利的修建，就成为一个紧迫问题。据《考工记》记载：战国时代的田间灌溉系统，主要是一个四级系统：浍（大渠），洫（次级渠），遂（过村小渠），畎（宽一尺、深一尺的入田小渠）。这种直接的农田水利建设，当时的各个诸侯国都非常重视，修建得也很普遍。
战国农田水利技术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除了修建渠道的种种具体技术的发展，其最具典型性的农田水利技术，是以西门豹首创，经郑国再次大规模实践的消灭盐碱地（恶田）的技术。那时，这种技术被称为“用注填之水，溉泽卤之地”。这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基本技术之一。
其次，在水运开发工程方面，战国时代也有了大幅度进展。魏国在这一时期，开凿了三条运河，其中最大的是沟通黄河与淮水的运河——鸿沟。
从总体上鸟瞰战国，许多基本方面我们还没有涉及。
战国的思想迸发大潮，战国的诸子百家，战国的商旅贸易，战国的社会风尚，战国人的生命状态，战国的技术创造精神等，这些方面，我们在后面具体领域的进展中，将会分别涉及。这里，我们只是就社会进步的总体概貌及其最基本的基础方面给予了概括性的说明，绝不意味着战国的社会进步只有如此几个方面。
鸟瞰战国全貌，一个最根本的观察点是：在整个中国古典文明史上，战国时代的国家效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由此创造了新思想、新技术能够顺利滋生并迅速走向社会的良性土壤。这一社会环境，又进一步激发了全社会创造性的大爆发。一个时代，如果没有政治文明的率先改变与实质性进步，国家范围内的沉闷环境，就会使新思想难以滋生，更难以传播。各种生产技术的发明，就难以走进生产实践。其结果，必然是遏制社会创造力。
魏国李悝变法
从天下最大的晋国被肢解，魏赵韩三家正式立国，天下进入了战国时代。
“战国”这个名称，在战国初期很快就有了。但是，在典籍中的出现，要稍晚到战国中期的言论。最早的记载是《战国策·燕策一》苏代的说法：“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稍后的战国兵书《尉缭子·兵教》上下篇也各有说法：一云，“今战国相攻，大伐有德”；一云，“战国则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也。”其余使用“战国”这一说法的，在《战国策》中还有多处。显然，战国中期的纵横家，所以将“战国”作为一个不加解释的概念使用，正在于这个称谓产生得很早，而且为天下公认。
当然，在当时，“战国”并不是一个时代名称，而是对不间断地处于战争状态的七个大国的名目论定。后世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也运用了这一名称：“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此后，西汉的刘向又编辑了《战国策》。也就是说，从西汉开始，战国才作为一个时代概念被确立。
我们今天说战国，当然首先是说一个时代，其次才是当时七个特定的国家。
1 三晋集团强势崛起
战国社会土壤的第一变化，是新兴大国的蓬勃崛起。
当齐国田氏的势力压倒性地超过姜氏公室时，新的齐国已经成型了。这时，晋国的六大新兴势力也正在蓬勃生长，这就是知氏、范氏、中行氏、魏氏、赵氏、韩氏，此所谓“六卿执政”。与齐国新兴势力很早便一家独大的特点相比，晋国新兴势力的成长、壮大以及最终定型，要复杂曲折得多。正是基于这一成长史的不同，后来的新兴齐国与新兴三晋，也呈现出不同的国家性格。新兴的魏、赵、韩三国，更富于竞争性与进攻性。新兴的齐国，则经常性地出现某种接近于主动退缩的惰性，越到后期，这种惰性越明显。所谓齐人“宽缓阔达”，正是这一国家性格的人群风貌。
要深刻理解战国特质，对魏赵韩三国生成史的解析，是关键之一。
从性质上说，春秋末期形成的晋国六卿，都是新兴的政治势力。他们都在各自的封地实行了私田经济，都在各自执政的时段在全晋国范围内推行了程度与形式不同的新政变革。在对旧根基的对抗中，他们的早期联合也是非常自觉的。公元前513年，赵氏、中行氏、范氏三家联合铸刑鼎，便是彰显其新兴势力共同点的最具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当时，赵氏领袖赵简子，联合了中行氏领袖中行寅，共同以晋国公室的名义，向全晋国征发了“一鼓铁”，铸造了一口特大的铁鼎，将范氏领袖范宣子所作的刑书，铸刻在大铁鼎之上，矗立在晋国都城的广场。
所谓一鼓铁，就是“一鼓”容量的铁料。鼓，是当时的一种量器，与一斛容量相同。一斛，在当时是十斗。如此比照，则作为量器的一鼓之内，可以装十斗谷物。铁的比重大于谷物，与十斗谷物体积相同的“一鼓铁”，重量大约在当时的两千斤上下了，应该铸造出很大的鼎了。晋国铸刑鼎，是继郑国子产铸刑书、邓析作竹刑之后规模最大的法律公开，是春秋末期政治变革的最高潮。
虽然如此，晋国新兴势力之间也有着激烈的竞争。
作为新兴集团，他们都主张变革，都推行新政。从本质上说，他们之间的差别，最基本的方面在于新政内容彻底性、坚定性的不同。这一差别，决定了新兴集团之间文明进步程度的差异，也构成了他们之间兴亡竞争的实质性原因。而其余的差异，都是非本质性的，都是缺乏稳定性的。由这一本质差异所衍生的竞争形式，是新兴集团之间围绕变革主导权的竞争。也就是说，由哪一方新兴势力来掌握变革的主导权，并最终主导社会利益的总体分割，是不能容让的社会主导权力。
守旧势力之间的竞争，也是如此。同样都是维护旧制，同样都是主张复古。但是，由于具体内容及实现程度的差异，也必然引发主导权的竞争。在由哪一旧派势力主导复古进程的权力问题上，也是不能容让的，也是生死相争的。
由此，每每在文明大转折的历史时期，社会竞争便会表现出特别复杂深刻、多面交织的广阔性与特殊性。虽然，守旧势力与新兴势力之间生死存亡的竞争是时代的主流，但是，新兴势力之间，守旧势力之间，也都在同时进行着剧烈的主导权与实际利益的竞争。与此同时，社会其余阶层也会以各种各样的常态与异态卷入其中，从而形成波澜壮阔的种种因素的相互交织。所谓历史主流的把握，所谓文明本质的体现，所谓意识自觉的形成，都会在这种分外复杂、分外深邃的局势中，考验着每一个社会政治集团的认知水准。这是人类历史的永恒现象，是生存竞争法则彻底化的必然表现。
惟其如此，同一阵线中不同集团的竞争，是文明发展史上最大的常数之一。
公元前458年，知氏与魏、赵、韩三家联合，吞灭了范氏与中行氏。
晋国的新兴势力，由此减少为四家。公元前453年，也就是五年后，知氏与魏、韩两家联合，对赵氏发动了攻灭战。历史的转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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