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54
。但是，这次被后世史家视为战国中期变法之一的“整肃国治”，其全面性与深刻性，都与真正解决齐国危机的本质要求，有着较大的距离。这次大整肃，是以齐威王对人的认识开始的，全过程充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铁血性与诗一般的哲理性。
让我们对这次大整肃中最典型的一次铁血行动，做一次情景再现——临淄王宫前。市人潮水般涌进。广场中央立一口一丈多高的大鼎，鼎下熊熊火焰，热气蒸腾。鼎内沸水翻滚。王宫廊柱下站满矛戈甲士。大将田忌抱着红色令旗，伫立在中央王案之前。午时刚到，王宫东廊的大铜钟轰然撞响。内侍长喝：“齐王驾到——！”长声方落，齐威王与丞相驺忌从王宫大殿从容走出，肃然站立在平台中央。左右亲信吏员与内宠、侍臣在齐威王身后站成两排，兴奋地望着场中大鼎。大臣们在平台下方的两侧列队等候，惴惴不安地望着国君。驺忌对齐威王微微一点头。
齐威王大袖一摆，走到王案前，“宣阿城令、即墨令。”随即，内侍尖锐悠长的声音响彻广场：“阿城令、即墨令晋见——！”阶下大臣的队列中走出一个大红长袍、高高玉冠的白皙中年大臣。大臣疾步走上高台，长躬及地：“臣，阿城令田榫参见我王——！”随后的即墨令，一身布衣面色黝黑且风尘仆仆：“臣，即墨令晏舛参见我王。”齐威王面无表情地说：“二位站过，本王自有发落。”
齐威王走到王案前，开始高声演说：“齐国臣民们，朝野皆知，在齐国二百余名大臣中，有两个最为人瞩目。一个是阿城令田榫，王族大臣。寡人之亲信宠臣与诸多臣子，都说他政绩卓著，勤政爱民，阿城富庶，万民受惠。”广场上人群骚动起来，纷纷叫喊，声若潮音。吏员队伍中许多人点头微笑。齐威王身后的亲信宠臣们嘴角抽搐，眼睛放光。田忌令旗挥动，高声道命令：“切勿喧哗，听我王宣示——！”终于，场中平息下来。
齐威王依旧面无表情：“另一个，即墨令晏舛。寡人之亲信、朝臣，都说他不理民事，残苛庶民，贪赃枉法，民众深受其荼毒！”场中再次骚动，轰轰嗡嗡，愈显怒色。田忌再次挥动令旗，人群又渐渐平息了。
齐威王高声道：“为此，寡人派出正直士子秘密查访，本欲晋升阿城令为上卿，欲治即墨令死罪。然则，查访实情正好相反。阿城令，用国库钱财大行贿赂，博取政绩，致令田野荒芜，庶民怨恨。即墨令则勤政爱民，田野开辟，民众富庶，东方以宁！”
广场人海鸦雀无声。齐威王继续高声宣示：“齐国有阿城令此等奸吏，有公然蒙骗国府之朝中吏员，寡人深感痛心！为重整吏治，广开言路，本王晓谕：封即墨令万户，自即日起晋升为齐国司寇！”
广场民众欢腾，纷纷脱下衣衫摇动欢呼。即墨令双泪长流，深深拜谢。
阿城令和齐威王身后的亲信们吓得瑟瑟发抖，嘴角真正地抽搐了起来。
台下吏员大汗淋漓，惶惶不安。
齐威王冷冰冰下令：“为惩治恶吏，根除口舌杀人之歪风，将阿城令投鼎烹杀！”
田忌令旗一挥。四名力士大步上前，叉起面如死灰的阿城令，一声号子，骤然发力。一道红光，阿城令被抛向广场大鼎之内。一声尖利的惨呼，顷刻之间，大鼎翻滚蒸腾的沸水中泛起了白骨一具。场中骤然欢腾雀跃：“万岁——！”内侍、宠臣与官员们，吓得软成了一堆肉泥，黑压压一片瘫跪在地，哀求饶恕。
齐威王冷笑：“寡人将尔等视为亲信耳目，尔等却将本王视作木偶。若饶恕尔等，天理何在，国法何在！本王划定之人，一律烹杀！”
田忌左手一张羊皮纸名单，右手挥动令旗。田忌喊出一个名字，力士便向沸腾翻滚的大鼎发力抛进一个……片刻之间，连续烹杀二十余名侍臣官员。烈火浓烟，热气蒸腾，大鼎内白骨翻翻滚滚。
次日清晨。临淄城大街两旁，张挂起了《许民诽谤令》。
齐国郊野的道路两侧，树立起与人等高的谤木。谤木之下，民众纷纷写画。
旁边吏员高声宣示：“但有国事建言，俱可书画于谤木，我等进之也！”
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这次由大鼎烹杀阿城令及连带官员开始的整肃吏治，使得“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虽然，这一说法很可能有夸大嫌疑。但是，齐国经由这次吏治大整肃之后，面貌焕然一新，国力大为振作，则是真实的。否则，后来的齐国多次战胜超强魏国，并最终由齐国摧毁了魏国从战国初中期以来的霸主地位，就是不可想像的。
但是，齐国变法具有历史缺陷，主要在于两个基本方面。
其一，齐国一直停留于局部变革的水平。对通行于庶民的土地制度，虽然基于历来推动私田经济的传统，已经基本得到了解决；但是，对于构成新兴国家最实质性障碍的贵族封地制度与封地治权，齐国却始终没有触动，而是一直推行实封制，治权也相对完整。这样，新贵族又重新变成了旧贵族，封地与国府的治权矛盾便处于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之中。
一个典型的对比是，孟尝君田文两次被罢黜丞相后，都匿居在封地薛邑以拖待变，齐国王室无可奈何。但是秦国的商鞅变法之后，商鞅在老世族与秦惠王势力的双重逼迫下，也曾一度进入封地商於郡，据说也曾经准备造反；但是，不久又很快出了封地，被秦国国府逮捕车裂。两种结局所以不同，便在于大臣在封地的根基不同：孟尝君封地拥有以自己的赋税建立的职业军队；商君封地却既无军队，又无征发赋税的权力。由此，秦国变法后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国力，齐国却无法做到国力的长期凝聚。
其二，齐国变法，始终具有鲜明的人治色彩。法家的早期大师慎到，很长时间里一直在齐国的稷下学宫，是齐国法家最重要的人物。齐国变法，不可能不受到慎到“势治”学说的影响。而法家的“势治”学说，其本质走向就是君主集权，最终趋于人治。
战国变法的实践证明，这两个历史缺陷是普遍性的。
秦国商鞅变法
1 秦国变法大出天下意料
在韩齐两国变法的同时，西部秦国开始了悄无声息的裂变。
秦国变法，是当时华夏世界最没有想到的一件事。当时的天下目光，都关注着几个实力雄厚的大国，都关注着长期领先天下潮流的中原诸侯群。对发生在中原腹心地带的韩国变法，对东海之滨田氏齐国的吏治变法，天下诸侯既不感到意外，同时又有着高度地警觉。因为，中原诸侯群与几个强大战国的动向，历来是天下变化的第一征兆，也是当时华夏世界剧烈变化的焦点所在。这一点，已经被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进入战国，第一个开变法先河的，也是中原的魏国。跟进变法的大国，则是长期与中原争雄的楚国。目下的第二波变法浪潮，则是韩国、齐国。接踵而来的会是谁，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赵国与燕国。对于西部的秦国，天下漠视已久，谁也不会想到，变法这样的新思潮会在这里爆发。
春秋时代一度的霸主荣耀，早已在秦穆公之后的长期内乱中销蚀了。在天下的记忆中，秦国曾经的荣耀与功业，在连绵激荡的历史大潮中，已经被冲刷得几乎没有了踪迹。战国初期，除了魏国对秦国了解稍多之外，大国与中小诸侯以及天下的士人阶层对秦国的认识，大多是知道而已，不甚了了。在东方诸侯群的政治意识中，秦国依然是一个与戎狄没有多少差别的穷邦大国，有武无文，治情混乱，习俗野蛮落后。无论是国家实力，还是风华文明，秦国与中原大国都不能同日而语。聚集生发天下思潮的士人阶层，则更是对秦国因为不了解而保持着疏远。所谓“天下士子不入秦”，所谓“孔子西行不入秦”等，都是这种疏远的表现。
这种漠视，是有理由的。
战国初期的秦国，陷入了一种亢奋而穷战的奇特困局，已经滑到了崩溃的边缘。
2 秦国在战国初期的内乱穷弱
三家分晋之时，天下已经在实际上进入了战国发端。
此时的秦国，正是秦厉公末期。秦厉公之后，秦躁公即位，执政14年后死去。这个秦躁公，大约没有儿子或儿子太平庸，将死之时立其弟弟继位，这就是秦怀公。这位新君刚刚即位4年，便发生了战国秦的第一次政治灾难——实权大臣庶长嬴晁发动政变，包围宫室，逼秦怀公自杀。接着，政变势力拥立了秦怀公已经死去的太子昭子的儿子，也就是秦怀公的孙子即位，就是秦灵公。这个秦灵公，即位10年就死了。此时，秦灵公的儿子嬴师隰尚在幼年。灵公的叔父悼子发动软性政变，放逐了嬴师隰及其母亲，自立为秦国君主，这就是秦简公。这是秦国进入战国后的第二次政变，形式虽然不甚激烈，但却埋下了巨大后患。
这位秦简公，执政15年便死了，其子即位，就是秦惠公。
13年后，惠公也死了，其子出子继位。出子的母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太后，开始与闻政事。但是，这个出子即位的第二年，当时的实权大臣庶长嬴改第三次发动政变，将新君出子及其母亲杀死，并沉入水中，迎回了被流放30年的秦灵公的儿子嬴师隰继任秦国国君。这个嬴师隰，就是秦献公。
也就是说，自三晋分立而进入战国时代的公元前453年，至秦献公即位的公元前385年，在这将近70年里，秦国历经6次权力传承，发生了3次政变，国家一直处于疲弱涣散的骚动状态。这就是《秦本纪》所说的：“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乘乱。”
从中国古典社会独有的谥法意义上看，战国初期秦国六任国君的谥号都很反常。
什么是谥号？就是国君死后由大臣们依据其生平作为而议定追认的一个称号。春秋战国之世，还没有后世无端逢迎的恶风。国君的谥号，还大体可以看出这个国君的政绩与性格作为。从这一角度看去，战国初期秦国六任国君的谥号分别是：躁公、怀公、灵公、简公、惠公、出子。其中，执政时间太短的出子，应该是本名，或是一种表示轻蔑的另类谥号。躁公、灵公两个谥号，是显然的贬义谥号，一为多言轻举，一为神秘无常。怀、简、惠三个谥号，则都是对平庸而又颇多缺陷的君主的谥号。也就是说，仅仅从谥号看，也没有出现后来秦国的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那样正面彰显其功业宏大的谥号。当然，谥号只是一个小小的折射角度，不能代替基于历史事实的评判。
（1）秦献公即位后，秦魏两国的战略与政策变化
秦献公即位时，魏国已经趁着秦国连年政变混乱，占领了秦国的整个河西高原，以及秦国关中的东部地区。正当魏国气盛之时，久经磨砺的嬴师隰即位为秦国君主。由此，两国的攻守态势很快地逆转过来。所以如此，是因为两国的内部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秦国方面，这位秦献公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初步整肃，巩固了权力。之后又着手推行新政，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秦献公的实际目标，就是为收复河西失地的战争做准备，要以战争方式来振作秦国。秦献公推行的新政，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秦献公元年，废除人殉制度，也就是史书说的“止从死”。人殉制度，曾经在春秋秦国长期存在，《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民众悼亡殉葬大臣，并宣泄对殉葬制度不满心绪的歌谣。当代发掘的陕西凤翔的秦公大墓群，其中的秦景公大墓，发现了大量被活体杀害的殉葬奴隶与殉葬贵族的尸骨。
这些残酷的殉葬事实，既说明秦国文明在当时的野蛮与落后，也说明秦国奴隶阶层的存在，要比当时的中原各国更为完整。废除人殉制度，在秦国是一件很重大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改革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它改变了秦国奴隶阶层的生存状况，也一举结束了人殉的野蛮政治制度，有利于凝聚国人，激发国人。
其二，秦献公二年，都城东迁。秦国将都城从关中西部的雍城，迁到了关中中部偏东的栎阳（今西安市阎良区内）。迁都之举，不仅仅是一次转移权力中心的政治变革，就实际作用而言，更是秦献公最为重大的战争准备行动。因为，当时的关中东部，事实上已经成为魏国的军事控制区。新都栎阳，距离东部魏军控制的华山地带，只有百余公里路程。距离魏军建立的河西重镇少梁邑，也只有两百余公里路程。
在如此态势之下，秦国这座匆忙修建的新都城，显然是对魏国战争的前沿阵地。从政治意义上看，秦献公迁都东部，既昭示秦国死战之志，借以凝聚已经涣散的秦人族群。同时，又借权力中心转移之机，成功摆脱了雍城老世族阶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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