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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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远远超过了单一化的青铜兵器。
战国时代铁兵器的系统构成，主要是五大系统。
第一，进攻类型的铁兵大系统。这个大系统，由两个子系统构成。一个子系统是战场搏杀的进攻兵器，如长矛、长剑、战刀、单兵弩机、投掷短矛、铁制棍棒等。另一个系统是大型远程进攻兵器与攻城兵器，主要是大型飞弋连弩车、大型云梯、大型铁矛冲车、大型礟车（抛石机）、大型折叠式壕沟车、巢车、望楼指挥车、挖掘城墙的大型轒辒车等。
第二，防守类型的铁兵大系统。这个大系统，也有两个子系统构成。一个子系统是防守格杀的小型兵器，各种盾牌、铁制盔甲、铁蒺藜、铁菱角、单兵飞钩、各种木铁合制的小型檑具等。另一个子系统是营地与城池防守的大型兵器。这一系统的依托是两种军事构筑——大型化的鹿砦壁垒、城墙高厚坚实的战国城池。在此条件下，防守的大型兵器主要有：拦截骑兵的大型铁矛拒马、壁垒防守联合排列使用的七米长矛、大型铁制檑具、大型狼牙拍、大型塞门刀车、抗击火攻的种种大型灭火器具、凌空浇下铁水的大型熔铁行炉等。
第三，骑兵的铁兵大系统。战国中后期的骑兵，已经成为各个国家新兴的主要兵种之一。但是，骑兵的兵器与装备，在战国时代并没有达到冷兵器时代的最高水平，而只是发展到了实战水平。首先，这时形成了大规模的战马驯养系统，各大战国都建立了战马驯养基地。其次，骑兵战马的装具。主要是马头上的辔（笼头），马颈下的鞦，也就是鞅（绊带），马背上的鞯（坐垫），马尾上的鞧，这些装具都是皮制的。当时的战马，尚未普遍出现披于马身的防护装具。再次，战车驭马的装具。战国时代驾拉战车的驭马，已经有了保护马头的马胄，保护马身的马甲。基于战车驭马已经有了马甲，我们不能排除骑兵发展水平较高的秦、赵等国的战马使用马甲的可能。最后，是骑兵格杀兵器。战刀式劈杀长剑、单兵弩机、单兵长矛、单兵短矛等铁制兵器，是骑兵冲杀的主战兵器。
第四，舟船水战的铁兵大系统。当时的水战铁兵系统，首先是大型战船的出现。当时的战船，分为三个层级：大翼、中翼、小翼，分别是大、中、小三种战船。大翼是大型战船，长12丈，广1丈6尺，可载90余人。船分上下两层，下层是桨手50人，上层是作战甲士40余人，可见规模之大。其次，战船的水战兵器也有了很大发展。用于钩住对方战船或推开对方战船的钩拒，用于搏杀的单兵弓弩、投掷短矛、刀剑、火器等。战国中后期，秦国水军在对楚作战中发展很快，秦统一六国南下岭南后，又在番禺建立了大规模的战船制造场。这些都说明，战国铁兵器时代的水战，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第五，火器系统。战国时代，虽然还没有发明黑火药，但是火攻战法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据《孙子兵法》记载，当时的火攻方式主要有五种：火人——火烧敌军人马；火积——火烧敌军蓄积粮草；火辎——火烧敌军辎重器械；火库——火烧敌军营地帐舍；火队——火烧敌军运输车队与行进部队。这叫做“五火之变”。当时，火攻的燃料主要是猛火油（天然石油）、油脂、草艾、松香、硫磺等。当时，火攻的火器手段主要有六种：火禽——以麻雀或野鸡绑缚火种，放飞敌营；火兵——将草人绑缚骑兵马背，奇袭敌营纵火；火兽——将火把绑缚野猪獐鹿之上，驱赶其驰向敌营纵火；火牛——牛身两侧绑缚长刀，牛尾绑缚点燃的桦皮细草，纵入敌营造成火势攻杀；火盗——假扮敌军偷入敌营放火；火箭——箭头绑缚火把，近距离射向敌营纵火。凡此等等，战国时代的火器战法，已经发展到了相对系统化的水平。
上述五大系统的兵器装备，都充分说明，战国时代的兵器制造与兵器的实际装备，都已经达到了与新的战争方式相适应的新高度。
（5）第五个指数：大型战役的组织合成能力及其摧毁烈度 我们从用兵规模的呈现中已经知道，战国初中期的大规模战役有6次，战国中后期的超大型会战有8次。这14次大战，双方的总体兵力投入都在60万到120万之间，每次都堪称人类冷兵器时代的高峰大会战。
这种单方60万兵力之上的冷兵器大型战役，在同时代的世界其他文明地区，从来没有出现过。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区域人口多寡或人口是否集中的问题，更为根本的方面在于当时的世界其他国家，都不具备组织这种超大型会战的系统合成能力。
战争的实践已经说明，战国时代的七大战国，已经普遍具有了大型战役的组织合成能力。这种合成能力，反复体现于大规模会战上，实在是一种超时代的军事水准。在所有的大型会战中，秦赵长平大战无疑具有永恒的经典意义。
长平大战是一场对等兵力的大包围战役。它的经典意义在于，在战争双方同样强大、势均力敌的条件下，秦国一方创造了空前绝后的战争奇迹，以50余万兵力包围了对等的50余万兵力，并且最终一举歼灭。这场超大型会战，违背了古今中外一切军事家关于陆地会战必须具有优势兵力才能展开包围战的战略原则。它以无可争辩的实践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的全面组织能力发展到同时代最高水平时，其组织大型战役的水准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惊人高度。
长平大战不是侥幸取胜的，战争的双方都没有误打误撞。通常所谓的机缘巧合，在这次大战中是不存在的。面对同样强大、同样新兴的赵国，面对同等数量、同等战力的赵军，秦国与秦军是依靠无与伦比的战略策划、国家组织、邦交分化、间谍渗透、长期对峙、战略迷惑、地形利用、兵种合成、战场战术、将帅心理等全方位的超凡运筹，历经三年周旋，才终于大获全胜的。
我们无需详述长平大战的整个过程了，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已经对那场经典战役作出了全方位的历史呈现。在开掘文明遗产的意义上，我们只需要明白一点，战国时代的超大型会战很多，长平大战只是最经典的一次大战役。惟其大型战役多发，而不是偶然的一次，它才最充分地说明，中国的战国时代，大型与超大型战役的组织合成能力，是当时世界的巅峰，它所创造的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水准，在此后的古典社会再也没有哪个时代、哪个国家能够超越。
（6）第六个指数：战争智慧的高明度，兵学经典的深邃度 从远古开始，中国族群就表现出勇于实践、勤于反思、善于总结的鲜明特质。
自春秋时代开始，对于大规模的战争实践，当时的华夏世界表现出了非常深刻的反思与总结。进入战国时代，对于战争实践的反思与总结，已经达到了超时代的思维水平。其成果之丰富，其对战争实践发展的推动之巨大，都成为整个人类古典文明史上的兵学最高峰。公元11世纪的中国宋王朝，曾对历代兵书进行了筛选与编辑，选编出了一套兵家必读书——《武经七书》。在这七部兵法著作中，春秋战国时代就占了四部：《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三略》；另外三部，一部是西周太公望的《六韬》，一部是周代的《司马法》，一部是唐代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就历史事实而言，宋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弱兵时代，趋于极端保守主义的理学思潮弥漫社会。其汇编兵书的遴选理念，排斥以法家思想为治军基础的战国兵学著作，偏重对战争实践并无巨大影响但却以王道思想为治军基础的兵学著作。譬如，对《司马法》与《司马穰苴兵法》的选择，就选择了王道思想基础的周代《司马法》，而舍弃了以法家思想为治军基础的实战兵学著作《司马穰苴兵法》。西周太公望的《六韬》被选入，也是基于渗透其中的以周文王名义论说的王道理念。
因此，了解春秋战国时代的兵学著作与战争智慧，宋代汇编的《武经七书》，不是真正的历史窗口。宋人汇编的这套所谓兵学经典，远远不是春秋战国时代，尤其不是战国时代兵学发展的基本部分，更不是全貌。了解春秋战国兵学著作与战争智慧的窗口，是《汉书·艺文志》。
西汉初中期，雄风尚在，在对先秦文献进行的大规模整理中，基本录入了春秋战国秦帝国数百年以来已知的全部传世著作。纵然许多著作的原文在秦末战乱中毁灭了，失传了，也保留了已知的篇目。兵家著作的篇目，也是录入最完整的领域之一。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的全部兵学著作，从夏商周三代直到西汉中期，总共53家，790篇兵学著作，实在是煌煌大阵，令人目眩。这里，我们除去夏商西周三代的兵学篇目，也除去西汉时期的兵学篇目，我们只对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的兵学著作归类整理，就可以发现，这三大时代兵学著作的篇目记载，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综合性兵法，共13部——《吴孙子兵法》82篇（孙武），《范蠡》2篇，《大夫种》2篇，《兵春秋》1篇，《齐孙子》89篇（孙膑），《李子》10篇，《吴起》48篇，《公孙鞅》27篇，《尉缭》31篇，《魏公子》21篇（信陵君），《庞煖》3篇，《王孙》16篇，《景子》13篇。
这一类兵法著作，是关于用兵理念与战争实践法则的总结，是最为精华的军事理论著作。其中，以《孙子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孙膑兵法》、《吴起兵法》、《尉缭子兵法》五部流传后世，成为兵学经典。
第二类，形势阴阳兵法著作，共22部——《丁子》1篇，《楚兵法》7篇，《蚩尤》2篇，《孙轸》5篇，《繇叙》2篇，《项王》1篇，《神农兵法》1篇，《黄帝》16篇，《封胡》5篇，《风后》13篇，《力牧》15篇，《鵊冶子》1篇，《鬼容区》3篇，《地典》6篇，《东父》31篇，《孟子》1篇，《师旷》8篇，《苌弘》15篇，《天一兵法》35篇，《太一兵法》1篇，《别成子望军气》6篇，《辟兵威胜方》70篇。
这一类兵学著作，可以称为特殊兵法。它们是关于利用天文、气候、地理等因素作战的经验总结，当时称为兵形势，兵阴阳。所谓兵形势，是指利用地理特点快速运动兵力，从而居于有利的作战形势。所谓兵阴阳，是指天文星象的军事预兆、气候变化的作战影响等方面。那时，这一类学问基于经验而产生，不可避免地带有神秘色彩与某种荒诞。但是，在战争实践中，这种基于经验而总结的法则，在战争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当时战争方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也是我们民族文明遗产的一部分。
第三类，军营搏杀训练的研究著作，共13部——《伍子胥》10篇，《鲍子兵法》10篇，《苗子》5篇，《公胜子》5篇，《逢门射法》2篇，《阴通成射法》11篇，《魏氏射法》6篇，《望远连弩射法具》15篇，《手搏》6篇，《蒲苴子弋法》4篇，《剑道》38篇，《蹴巈》25篇，《杂家兵法》57篇。
这一类兵学著作，实际上是战士格杀训练的教科书。所以，《汉书·艺文志》将其概括为“兵技巧”。其中的器械性训练著作，则同时带有兵器研究的性质，譬如大型远程连弩的操作方法研究、长戈使用的研究、射箭技艺的研究，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兵器使用技巧的研究。其中的蹴鞠，特指带着盔甲跑跳摔跤等，实际就是着装的摸爬滚打训练。
综上三大类，可以看出，战国时代的战争艺术研究与军事训练研究，与战争的实践表象是相适应的，都达到了超时代的水平。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冷兵器时代涌现过如此丰厚的兵家典籍。
战争谋略在战国战争实践中达到了惊人高度。
春秋社会之前，战争实践相对单一化、相对形式化。所谓“王道之师”，所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指的就是这种高度形式化的作战方式。进入春秋时代的中后期，虽然仍然有宋襄公“不击半渡之兵”之类的迂腐作战，但是，从战争实践的主流看，战场思维的突破已经迅速拉开了序幕。战争思维突破的历史性标志，是吴国兵家孙武策划并共同指挥的长途奇袭楚国的战役——柏举之战。
进入战国时代，战争智慧的挥洒在战场实践中几乎是爆炸式发展。只要我们对这一时代的重要战役作一粗线条检索就会发现，这一时期各种类型的战役水平，都创造了古典兵法的最高典型，都开创了一种新的战争类型模式，都体现了一种战争天才才能具有的智慧雷电。这样的典型化战役，至少有六个类型，都具有战争思维方式的历史性突破意义——其一，孙膑的围魏救赵、围魏救韩两次战役。首创救援战与伏击战综合运用的经典战例——围城调敌，而后以伏兵歼灭，开创了步骑运动战的新战争方式。此后，战争的纵深大大扩展，军事谋略的作用一举在战争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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