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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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局部化。国家强大之时,我们有居弱理念,有收敛意识,使我们能够保持相对的清醒。外敌入侵之时,我们有独到的战争理念,有不畏任何强敌的战争艺术水准。和平来临,我们有坚实的实业生计传统,勤劳自立,和平崛起。我们既不畏惧战争,也不欺侮邻邦。
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看,尤其从秦帝国统一文明之后的两千余年历史看,中国文明之所以绵延相续,天不能死,地不能埋,其生命根基,正深深埋藏在两千余年之前原典思想大爆炸的那个伟大时代。
秦国政治危机
1 战国末期的华夏世界格局
在对抗动荡的岁月里,战国社会进入了末期阶段。
依据标志性重大事件,战国末期阶段开始于公元前258年,截止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历时37年。从前258年开始,秦昭王杀死白起,攻赵连遭三次大败,秦国开始从战略进攻态势被迫转为战略防守态势,进入了商鞅变法后从未有过的低谷时期。与此同时,山东六大战国也进入全面衰落阶段。
在统一战争风暴来临之前,七大战国突然同时跌入低谷,这是极其罕见的历史现象。从表面看,这一历史现象似乎只能用“天数”来解释。但是,只要深入其中,解析各国危机的真实内涵,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巨大的“历史巧合”并不是偶然的。首先,让我们看看战国末期的开始十年,山东六大战国的各自状况。
赵国,赵孝成王后期,实力大为衰落;悼襄王即位,持续下滑。
楚国,楚考烈王后期,国力萎缩,都城南迁寿春;幽王即位,持续下滑。
齐国,齐王建初期,国力大衰,偏安自保;丞相后胜掌权,政局淤塞。
魏国,魏安釐王后期,政局混乱,国力大衰;景湣王即位,持续下滑。
燕国,燕王喜前期,国力萎缩,又连番挑衅赵国,不断遭致失败。
韩国,韩桓惠王后期,国政混乱,大衰;韩王安即位,下滑更为严重。
从总体上看,山东六大战国在长平大战后的十年之内,都陷入了大衰落。最主要的实际表现,是山东六大战国的政治环境普遍恶化,内政、邦交、军事、经济,都陷入了毫无头绪的混乱淤塞状态,民生艰难,社会普遍丧失活力。从具体因素方面看,这种大衰落有三个最主要的荒诞奇迹:
其一,战国末期前十年之内,山东六国出现了普遍的权力交接。令人惊讶的是,六国继任的新一代君主,竟然没有出现一个明君,齐刷刷一茬昏聩之辈走上历史前台。赵悼襄王、楚幽王、齐王建、魏景湣王、燕王喜、韩王安,一个比一个昏聩,一个比一个偏狭,一个比一个荒诞。这种昏聩君主大集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迹”。
其二,与庸君大集合同步,山东六国都出现了“恶政”现象,或饭桶当政,或大奸掌权。赵国的郭开集团,楚国的李园集团,齐国的后胜集团,燕国的栗腹集团,魏国的腐朽王族集团,韩国的腐朽世族集团,举凡六国之领政,不是无能腐朽之辈,就是臭名昭著的乱政大奸。这种饭桶奸恶大集合,更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迹”。
其三,山东六国的栋梁能臣,急剧地萧疏零落。或遭杀害,或遭贬黜,或遭排斥,几乎无一例外。赵国后期支柱如名将李牧、庞煖,均遭杀害;楚国的最后栋梁春申君,遭受政变杀害;魏国中流砥柱信陵君,遭罢黜排斥,最终酒色自毁,绝望地烧毁兵法著作自杀式死去;韩国的韩非子,遭韩国世族多方排斥,仅仅被用来做了乞求秦国“存韩”的特使,逼韩非死于秦国;燕国名臣剧辛,遭受排挤,最终死于战场;齐国更是堵塞贤路,能臣名士尽皆被排斥,庙堂全面淤塞。这种能臣名士集中陷落,又是一个令人心悸的“奇迹”。
总体上说,这种普遍性的庙堂昏暗,恶政当国,英才陷落,在战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极其罕见的、几乎是高山瀑布式的大跌落,给我们的探索提出了严重挑战。
2 秦国进入低谷的多维透视
这时的秦国低谷,处于什么样的历史状况?
自商鞅变法开始,到战国末期开端,秦国已经经历了三代四任君主: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历时百年有余。这三代四任的秦国,始终坚持了秦孝公商鞅时期奠定的两大政治传统——尊奉法治,广纳人才,从而保持了历史上极其罕见的长期的政治稳定,实现了国力持续增长。其间,虽然也有过小的交接期动荡,但远不足撼动大局。
在此基础上,秦国在百余年之中,结结实实地完成了三大阶段的历史跨越:第一阶段,秦孝公一代变法崛起,收复河西高原及整个秦东地带;第二阶段,秦惠文王一代推行连横战略,成功突破山东六国的合纵封锁,大出山东,投身于实力大争的天下洪流;第三阶段,秦昭襄王一代推行“远交近攻”的战略原则,全力发动对山东六国的军事进攻,扎实地扩展了领土,成功摧毁了最强大的赵国军事势力。
秦昭王末期,天下格局已经非常清楚——秦国一强独大,六国全面衰落。
显然,秦国在变法崛起后的百余年,一直保持着强大的上升势头,一浪高过一浪。但是,从秦昭王末期开始的收缩防守,到秦王嬴政亲政之前的乱象危机,大体二十年上下,是秦国变法崛起之后百余年出现的第一个全面低谷时期。历史地看,也是秦国自变法崛起,直到秦帝国建立的一百五十余年中,惟一的一次强国困境。
这一特异的历史困境,秦国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进去的。
第一步,退兵失机。长平大战进入尾声时,丞相范雎接受山东纵横家鲁仲连游说,向秦昭王提出了撤退秦军以养息的战略。秦昭王接受了范雎主张,否定了武安君白起连续攻赵的战略。由此,秦军从上党高地全面退兵,错失一举破赵甚或灭赵的战略机遇。
第二步,刻舟求剑。全面退兵之后,秦军开始了整军养息。事实上,伤亡重大的秦军也确实需要一番大规模的补充休整。若秦昭王、范雎能够坚持养息战略,也是一种不失为明智的决策。但是,情况恰恰相反,退兵之后的秦昭王心血来潮,突兀地提出要再度大举攻赵。丞相范雎也以默认的方式呼应了。此时的武安君白起,从秦军的实际出发,反而坚持军队休整,强烈反对疲兵攻赵,拒绝担任攻赵统帅。秦昭王不听,一力坚持,任命大将王龁统率秦军大举进攻赵国邯郸。结果,遭遇魏国信陵君发动山东六国合纵救赵,秦军遭致空前大败。
第三步,谬杀白起。攻赵失败,秦昭王非但不思决策失误,反而在丞相范雎支持下,以“抗命”之罪,将武安君白起贬黜为老卒,流放陇西。方出咸阳,又迫令白起自杀。此举非但引起了秦国社会的普遍震荡,而且使秦国失去了对山东六国最具威慑力的一位超一流军事家。
第四步,攻赵再败。错杀白起后,秦昭王任命王陵为统帅,再度发动攻赵之战。秦军遭遇赵国名将李牧的伏击大战,再次大败。秦昭王迁怒诿过,罢免了大将王陵。
第五步,攻赵三败。秦昭王失去理性,固执己见,接受丞相范雎的举荐,任命范雎旧交恩人郑安平为大将,率军第三次攻赵。结果,完全不通军事的庸才郑安平,撞进了李牧赵军的埋伏圈,秦军战死两万余。郑安平投降赵国,同年在赵国被杀。此战,首开秦军将领战场降敌的先例,是秦军历史上最为耻辱的一次战役,国人情绪普遍不满。
第六步,收缩盘整。至此,秦昭王终于冷静下来,开始盘整国政。首先,查出了丞相范雎举荐的另一个恩人王稽,曾经在长平大战期间私通楚国。秦昭王依法治罪,杀了王稽,开始疏远范雎。此后,范雎称病不出,以举荐燕国名士蔡泽继任为善后,请辞丞相。秦昭王准许范雎辞职,任用蔡泽为丞相,开始收缩战线。
自此,秦国进入了低谷困境阶段。
此后,秦昭王为了挽回尊严,接连对洛阳周室与韩国发动了一些小型进攻,也取得了几次胜利。同时又对赵国发动了边缘战役,也取得了一次胜利。但是,秦国由于连番战略错误,艰难的困局已经很难立即摆脱了。
首先,人才凋零。范雎离开之后,总揽国政者第一次出现了缺乏大政治家的乏力状态,恢复国力一时没有坚实的计划与举措;其次,将领层普遍老化,后继乏人。秦军将星如云的强大气象,一时大为萧疏;三则,军力严重损耗,兵员伤亡巨大,急需补充重建。秦昭王病逝之时,秦军可战兵力一度只有二十余万了。
秦国陷入低谷困境的基础原因,是经济基础还远远不够坚实。
三败而衰,说明秦国的基础还经不起大的震荡,还不够坚实。
截至战国中期,秦国有三块富庶之地,可以看做是秦国的三大经济根基。或者可以说,实际上是具有经济发展潜力的三块平原地带。一块是蜀郡平原(今日四川盆地);一块是函谷关外的河内郡(今日黄河北岸的平原地带);一块是秦人的根基之地,西起上邽(今日天水地带),东至函谷关的大关中地域。但是,直到战国中期结束,这三块根基之地,还都远没有后来那般富庶,无法为秦国提供巨大的财富支撑。
先看蜀郡平原。秦昭王在位56年,最大的功业,是晚期痛定思痛之后,任用治水大师李冰为蜀郡郡守,修建了都江堰,成功解决了四川平原的严重水患,使蜀郡成为殷实富庶的经济支撑地之一。但是,秦国陷入低谷困境之前,都江堰还没有修建,整个蜀郡巴郡的粮食财货还需关中支持,距离“天府之国”还有很大距离。
再看河内郡平原。这方土地,是秦昭王初期(宣太后摄政时期)新扩张的领地。在长平大战初期阶段,秦昭王曾亲临河内,以“人各赐爵一级”的重赏,发动河内郡15岁以上民众开赴长平战场,作强大后援。其时,河内郡的粮食财货储存,几乎全部被秦军征发。三次攻赵失败之后,秦军收缩战线,重新以函谷关为防守重镇,河内郡又陷入了半拉锯状态,不可能大举恢复生产。因此,这一方土地,对于当时的秦国是远水不解近渴,难有实际的经济支撑功效。
第三块是大关中地区。历经百年经营,大关中地区已经成为秦国最主要的经济根基。但是,连年大战,秦国绝大部分粮食财货都要从大关中征发。大关中的财力纵然能勉力支撑,储存也是很少的。更有一个实际背景,是今天的我们很容易忽视的。当时的关中还不是后来那般富庶,其间要害,是渭水北岸大平原的干旱问题、盐碱地问题,都还没有得到治理。而渭水南岸靠近秦岭,平原地带相对狭窄,又多有林带,当时主要是王室园林与狩猎练兵之地,耕地很少。在此情况下,关中的农业经济,距离后来的秦始皇时期还有很大距离。所以,此时的大关中,也陷入了经济吃紧的状态。
除此三大平原地带之外,秦国的陇西郡、北地郡、上郡,是森林高原地带,主业是狩猎放牧,除了马匹,基本不能提供粮食财货后援。云中、九原两郡,是动荡不定的边地草原。新扩张的长江中游的彝陵地带、河外南阳郡等,或是相对贫瘠的山林,或是动荡不宁的半拉锯地带,无法成为强大的经济后援地。
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下,秦国连年大战的巨大消耗所以能够支撑,除了本国解决基本部分外,主要依靠不断胜利所掠夺的巨额战利品。古往今来,扩张讨伐战争的基本目标之一,都是土地扩张与财富、人口的掠夺。当今世界,则演变为不需要拿走土地主权的大规模资源掠夺。任何一个农耕经济时代的国家,只要能保持连续的战胜脚步,经济就足以支撑。一旦连续失败,就既失去了财富掠夺的补充,又额外加大了本土的征发,一进一出,经济必然立即吃紧,立即出现困境。这是战争经济的历史常态。
此时的秦国困境,正是这样的基础原因形成的。
3 秦昭王艰难立储:低谷第一次政治危机
储君问题,是君主制时代最基本的政治问题之一。
任何一个国家,权力继承问题解决不好,都是严重的政治危机。长平之战后,储君问题已经成为秦国政局中最为显著、最为重大的政治问题了。为了妥善解决这一有可能从根本上威胁秦国国运的问题,秦昭王必须尽最大努力,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最后的精力。为此,只有采取战略守势,以安定大局为上。因此,秦国进入低谷,也有自觉收缩的一面。自觉收缩所以必要,就是要在收缩时期走出权力继承的危机。
秦昭王之储君长期不能确定,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呢?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一个基本事实。战国之世的储君遴选,传统宗法制的嫡长子继承制度,仍然是当时奉行的根基理念。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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