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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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慷慨赴死，天下名声极大。历史主义地看，这样的政侠群落，无论其所维护的国家或派别，在历史发展中是否具有正义性与合理性，他们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烈士勇士。因为，他们的基本价值观中，有着我们这个民族最基本的风骨节操——锄强扶弱，挽狂澜于既倒，救国家于危亡，最富牺牲精神。在后面，我们还可以多次看到，在秦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山东六国涌现过大量的救亡勇士与众多的殉国烈士。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齐国灭亡后的田横八百壮士跳海殉国。
历史的多面性与价值观的多元性告诉我们，作为统一中国的秦帝国，是一种正面的历史进步力量。作为挽救行将灭亡的祖国的烈士群落，同样也是一种正面的文明价值力量。同样正面价值的文明历史元素所构成的历史冲突，才是历史悲剧的灵魂。
我们不能因为肯定了太阳，就否定了月亮，它们都是人类宇宙的不同侧面。
（4）荆轲行刺的具体过程解析
虽然，荆轲怀着必死的勇气。但是，他平庸的搏击术与剑术，却使他无法完成使命。
我们来看看，《史记·刺客列传》所描述的荆轲刺杀秦王的详细过程。
第一环节，展开凶器。“荆轲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
第二环节，直接行刺。荆轲“左手把秦王衣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
请注意，这个“揕”字，是刺的意思。但是，史料却没有用“刺”这个字。太史公有意用“揕”字，而不用“刺”字。合理推断：有可能这个“揕”是淬毒匕首的一种特殊的刺杀技法，而后世失传。故此，这个字所表示的实际方法，我们已经不知其详。这个环节是说，荆轲抢到匕首，直接就揕了过来。但是，在没有刺到秦王的时候，变化就发生了。
第三环节，秦王快速反应。“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固不可立拔。”
这个环节，是秦王嬴政的一连串应急动作：瞬间大惊，瞬间突然站起，竟一下挣断了材质一流的精制衣袖，可见速度之敏捷，力量之强大。再后，秦王立即去拔只有盛大典礼才佩带的长剑。此所谓冠剑及身，是王者的最高威仪。但是，由于秦王是手抓剑鞘中间——操其室，剑筘又很严密，惶急之下一时无法拔出。
第四环节，荆轲追逐秦王。“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
这个环节，荆轲的方法未见任何特异技能，只是寻常的追逐不舍而已。秦王的反应倒是非常专业，不是径直乱窜，是“绕柱而走”，也就是依托粗大的殿柱，和荆轲兜圈子。
第五环节，群臣惊愕混乱，徒手乱打荆轲。“群臣惊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
也就是说，在一片惊慌中，大臣官员们只有追着荆轲乱打。随行太医夏无且，用随身药囊打到了荆轲。这里，太史公特意交代了秦国的殿堂法度：其一，群臣上殿，不能携带任何兵器；其二，装备全副兵器的护卫郎中，陈列于殿外廊下，不奉命不得上殿。在这两条法度之下，一时没有人想起提醒秦王下令武士进殿。在大混乱的时间段，荆轲的徒手搏击术仍然未见任何特异之处，以致自己都无法摆脱徒手人群的围攻。
第六环节，秦王拔剑反击。“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
这就是说，秦王虽然惶急，但却仍然保持着灵敏的耳目反应。在左右高声提醒下，秦王立即将长剑竖在背后，一举拔出剑来。拔剑之后，秦王立即反击，一剑就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虽有短兵器在握，却既未能反击，又未能躲过长剑一击。如此结果，只有两种可能：或者，秦王的剑术与力量都是一流的；或者，荆轲的本领实在平常。
第七环节，荆轲的最后反击失败，及其最后自诉。“荆轲废，乃引其匕首擿（掷）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荆轲，轲被八创；荆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荆轲掷出匕首，以做最后的反击，但却掷到了铜柱上。秦王很恼怒，连续砍了荆轲八剑，但荆轲依然活着。按照嬴政一剑砍断荆轲左腿的力量，八剑若全力砍下，荆轲早已经是大卸八块了。荆轲所以在八剑之下尚能不死，只能说明秦王仍要留着活口，有意控制了击剑力量。这时，荆轲表现出最后的勇气与精明。最后的勇气，是满身剑伤而能张开大嘴谈笑；最后的精明，是为自己的平庸身手作出了似乎周到的辩解。
但是，荆轲的最后辩解，却是经不起分析的。因为，如果真的一开始就不想杀死秦王，而要绑架秦王以订立书面盟约，并献给太子丹，那为什么还要给匕首淬毒，并且拿起淬毒匕首就直接刺杀？难道荆轲敢保证自己既能刺伤秦王，而毒性却不会置秦王于死地？以此后实践的展现，荆轲似乎还没有这样的神异技能。荆轲的说法，显然是摆脱难堪的辩词。
第八环节，荆轲之死。“于是左右既前，杀荆轲。秦王不怡者良久。”
乱局之下，已经上殿的武士杀死了荆轲。为此，秦王忧郁，很长时间里都不高兴。
秦王嬴政不高兴的是什么？仅仅是荆轲的死吗？
4.刺秦效应：秦国放弃和平统一方式
刺秦事件，宣布了和平统一中国梦幻在事实上的彻底破产。
秦王嬴政的心情沉重而忧郁，其症结只能在这里。因为，荆轲的刺杀事件，道出了一个残酷的历史事实：即或在同一根基的华夏文明圈，想要一个已经成型的王国政权基于天下潮流，放弃统治权或大幅度缩小统治权，而自觉归于统一政权，这只能是推进统一的强大力量的单方愿望。无论这种愿望的出发点具有何等的正义性，也无论这种愿望的实现可以减少多少流血牺牲，独立分治的政权都是不可能妥协的。
从黄帝、炎帝开始，天下从来都是以大规模战争的方式，实现联盟政权统一的。即或是夏商周三代千余年，天子王权诸侯制的松散统一，也是在大规模“汤武革命”式的战争中实现的。至少，从黄帝到战国的将近三千年里，还没有不经过“汤武革命”式的战争而能统一天下的先例。实现松散的王权诸侯制的统一尚且如此，今日的秦国，要以秦国的法制推行于天下，实现新的统一，又岂能出现不经战争的自动归降？假如说，在荆轲刺秦事件之前，这种“盟约统一”的方式似乎还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在荆轲事件之后，盟约统一的方式，则显然已经是荒诞的梦幻了。
从另一面说，春秋之世历经近三百年的天下动荡，华夏世界的诸侯分治，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了。再历经战国之世两百余年，七大战国形成的国家割据，已经趋于大体定型了。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些许小诸侯，已经可以忽视不计了。事实上，此时的七大战国，都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基本制度与礼乐文字。原本具有松散统一文明的华夏世界，已经出现了分为七大板块进而渐行渐远的文明分裂趋势。在这样的大趋势下，要想有效地统一六大战国，并重新回到华夏统一文明的大道之上，已经不可能以非战争的盟约形式实现了。
秦王嬴政是否想到了这些，史料没有直接记载。
但是，后来的历史实践表明，从荆轲事件之后，秦国全力以赴于战争统一，再也没有过接受某个战国有条件的盟约投降的事例了。请注意，最后的齐国投降，实质上是大兵压境下无条件的战场投降，而不是有条件的盟约投降。对齐国的政权处置，以及对齐王的处置，都同战争灭国后的其余五国没有差别。所以，统一齐国不是和平统一，仍然是战争统一。
从历史效果看，后来的秦帝国所以能雷厉风行地创建统一文明，遭遇的阻力相对小，尤其是顺利地创建中央集权制，以及覆盖整个华夏世界的全面郡县制，全面、完整、有效地统一文字等，并能够真正推行且彻底巩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战争统一所打下的坚实根基。
5.灭燕战役的实际进展
在这年秋冬之交发生荆轲刺秦事变之后，燕国的灭亡命运也就无可挽回了。
同年，王翦大军正式发动了对燕国的统一战争。
战争的进程没有丝毫波澜。燕代联军的大阵，在易水西岸被秦军一举击溃。次年，燕都蓟城被攻破，燕王喜及太子丹，分别率领残余兵力，各自逃到辽东去了。秦军大将李信，率部连续追击燕军残部，直到辽东。此时，代王赵嘉为了保留仅存的燕国盟军力量，给燕王喜写了一件书札，说秦军所以急追燕军不舍，原因是仇恨太子丹，燕王若能杀死太子丹，并将头颅献给秦国，秦王必然会停止追击。
昏昧平庸的燕王喜，终于显示了冷酷的本性。
这年冬天，燕王喜派出秘密特使，率兵寻觅到太子丹藏身的衍水河谷，杀了太子丹。之后，燕王喜便要将太子丹的头颅献给秦国。可是这一次，代王赵嘉与燕王喜的谋划都落空了。秦国李信部根本没有理睬太子丹被杀事件，而依然追击着燕王喜的辽东残部。可是，这一年的冬天，当时的中国北方气候骤然寒冷——“大雨雪，深二尺五寸”。若不是这一突然的天灾阻滞了大军行进，李信的秦军骑兵当年就能平定辽东。
四年后，也就是公元前222年，大将王贲在秦军主力南下灭楚的同时，率领一支秦军进入辽东，一举俘虏了燕王喜，彻底解决了燕国的残余势力。同时，王贲部又西进代地，平定了代郡，俘虏了代王赵嘉，最后解决了赵国的残余势力。
至此，燕赵流亡势力被根除，两国宣告完整进入统一。
燕国的灭亡，是长期固守贵族政治传统的必然结果。
所谓贵族政治传统最主要的表现，是政治上的迂阔性。迂阔政治的基本特质，是不识时务，漠视潮流变化，以老旧的贵族意识决策国事。燕国历史的四个基本转折，都充分表现了这种迂阔政治。其一，燕王哙的复古禅让，导致了燕国长期内乱；其二，燕国长期与自己的屏障国赵国对抗，屡屡遭受惨败而不改弦更张；其三，燕国破齐，大肆攻杀掠夺之后，又企图推行王道化齐方略，致使战争长期化，导致最终失败；其四，灭国关头，以假投降为掩护发动荆轲刺秦事件，导致燕国最终灭亡。
沉闷死亡：灭魏之战
1.秦魏对抗的沧桑变化
秦军大破燕代联军之际，秦国庙堂还没有自觉的灭魏筹划。
从战争形式上看，灭魏之战是因为中原局势的陡然变化而生出的一场顺势进行的战争，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进程。这一点，与灭韩、灭赵、灭燕三次统一战争都有区别。其间根本原因，则是由秦魏两国长期形成的战略态势所决定的。
这种战略态势是什么？它又是如何长期形成的？
在对魏战争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简单地回顾一下秦、魏两国的历史关系，从而对这场独特的顺势战争背后的历史根基，有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历史地看，秦、魏两国关系的变化极富沧桑巨变之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民谚所揭示的历史角色互换，恰恰在这里形象地体现了出来。
从地理环境看，战国时代的秦、魏两国，是接壤漫长的邻邦。若按照秦国在春秋时代形成的传统领土，两国的接壤边境近似于一个l形，全长千里有余。南北线：以从云中郡南下的黄河中段的离石要塞开始，向南分为东西领土——秦国在西，魏国在东。东西线：沿当时中原地区的东西黄河走向，从当时的黄河东折处（今日风陵渡地段）向东延伸大约数百里，接近于当时的渑池（今日河南省三门峡市），大体分为南北领土——秦国在西南，魏国在东北。在战国时代的很长时间里，秦魏边境都是天下最长的大国边境。
这种大幅度的国家地理咬合，形成了两国之间独特、深刻而又漫长的历史恩怨。
在春秋时代，这一环境是秦、晋两大诸侯国之间地理关系的一部分。
在整个西周时代与春秋时代的前中期，晋国都是天下最大的诸侯国，大体包括了今日的山西省、河南省，以及河北省南部、内蒙古南部、山东省西部。在春秋开端时期成为诸侯的秦国，地理环境则相对简单许多，接壤的大国只有两个：东南面与楚国接壤，东面与东北面与晋国接壤。与晋国接壤的领土，几乎占去了秦国边境的五分之四。可以说，春秋时代的秦国，被庞大的晋国以巨大的扇形包围着。
可是，从春秋大国争霸开始，秦、晋两国却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有过很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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