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厢开始的，然后引爆了炮弹、子弹。河上的冰被震裂，河水汹涌地冒上来，河水中有鱼有虾，还有一些青盖的鳖。一条人腿带着大皮靴落在一匹蒙古马头上，砸得它头昏眼花，双膝一弯跪在冰上，沾掉了两片毛。一个足有千斤重的火车轮子砸在冰上，激起冲天水柱，落下来的是稀薄泥浆。巨大的气浪震得司马库耳朵失灵，他只看到蒙古马拖着爬犁在冰河上没头苍蝇般乱撞，队员们都呆呆地站着或是坐着，有的人耳涡里流出了黑血。他大声吼叫，但自己也听不到声音，队员们张着嘴仿佛也在喊叫，但也听不到声音……

    司马库费尽了力气，才把他的爬犁队带到了昨天上午他们用蓝白火苗切割冰块的地方。我的二姐带着我三姐四姐又在那儿抬水抓鱼，昨天割开的冰窟窿一夜又冻结，冰层约有一寸厚，我二姐用短柄铁锤和钢凿把冰凿开。司马库的人马赶到这里，蒙古马抢着喝水，喝完了水有几分钟，那些马便浑身哆嗦四肢抽搐着倒在冰上，一会儿工夫全死了。凉水把它们张开到最大程度的肺叶炸破了。

    这天的黎明，整个高密东北乡的所有生灵、人、马、驴、牛、鸡、狗、鹅、鸭……连冬眠在洞穴中的蛇，都感受到了来自西南方向的大爆炸，它们错以为春雷惊蛰，纷纷爬出洞穴，冻死在野地里。

    司马库带着他的队员们来村里休整，司马亭用尽了全中国的脏话咒骂他们，但他们的耳朵全部失聪，还以为司马亭在赞颂他们呢，因为司马亭骂人时脸上带着得意扬扬的神情。司马库的三个老婆各自拿出家传秘方，为她们共同的男人治疗屁股上的烧伤又加冻伤。常常是大老婆刚刚在他屁股上贴了膏药，二老婆又端来一盆加了十几种名贵中药熬成的洗剂，揭掉了膏药刚洗完，三老婆就拿来了用松柏叶和冬青根加上鸡蛋清儿老鼠胡须灰调制成的粉剂……如此川流不息，使他的屁股干了湿，湿了干，旧伤痕上又添新伤痕。搞到最后，司马库穿上棉裤，扎上两条皮带，一见到三个老婆的影子就抓起斧头或是拉动枪栓。他的屁股上的伤没好，耳朵却恢复了听力。

    司马库恢复听力之后听到的句话就是哥哥的怒骂：“你这个狗日的，全村都要跟你遭殃，等着瞧吧！”司马库伸出跟他哥哥同样柔软红润、肉厚皮薄的小手，捏住了哥哥的下巴。他看着哥哥一贯刮得光溜溜的嘴唇上钻出来的几十根弯曲、焦黄的胡子，和那嘴唇上裂开的皮，悲伤地摇摇头，说：“我跟你是一个爹下的种，骂我就是骂你，你骂吧！好好骂！”说完，他就松了手。

    司马亭张口结舌，望着弟弟高大的背影，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提起锣，走出家门，笨拙地爬上他的瞭望塔，向西北方向张望。

    司马库带着队员们又去了一趟铁桥，拉回了一些扭曲成麻花状的铁轨，还有一个刷着红漆的火车轮子，还有一堆谁也叫不出名字的破铜烂铁，在教堂大门外的大街上摆开，向乡亲们炫耀战绩。他嘴角挂着两朵小泡沫，一遍又一遍地向观众宣讲他毁坏桥梁、颠覆日本军列的经过。他每讲述一遍，便增添一些活灵活现的细节，越讲越丰富，越有趣味，讲到后来，竟跟《封神演义》差不多了。二姐上官招弟成了司马库的忠实听众，她起初是听众，后来是那件新式武器的见证人，发展到最后，除了目击者竟还成了毁桥事件的参与者，好像她一直跟随着司马库，跟着他一起攀上桥墩，又随着他从桥墩跌下，司马库屁股痛时她跟着咧嘴，仿佛两个人伤在同一部位。

    正像母亲说的一样，司马家的男人，都是一些疯疯颠颠的家伙，那个盲女坐着瓮漂来，奇俊无比却双目失明，说出话来谁也听不懂，不是听不懂她的语音，而是解不开她话里的意思，她如果不是狐狸精变的，就一定是个精神病人。你想想，这样的女人的后代，哪个能正常?母亲已觉察到上官招弟的心事，预感到上官来弟的故事很快就会重演。她忧心忡忡地盯着女儿漆黑的眼睛里燃烧着的可怕的激情，和她那通红的不知羞耻地肿胀着的厚唇，这哪里是个十七岁的女孩?分明是头发了情的小母牛。母亲说：“招弟，我的闺女，你才多大呀?”二姐瞪着眼反驳母亲：“你像我这么大时，不是已经嫁给我爹了嘛！你还说过，你的大姑姑十六岁时就生了一对双胞胎，两个小孩都像肥胖的小猪一样！”话说到这种程度，母亲就只有叹息了。但二姐不依不饶地说：“我知道你想说，他已经有了三房太太。我做他的四太大。我知道你还想说，他辈份比你大。我跟他既非同姓，更非同宗，不犯规矩。”

    母亲放弃了对二姐的管制权，一切由她自便。她表面上平平静静，但我从奶汁的味道上，知道母亲内心波澜滔天。在二姐追随着司马库胡闹腾那些日子里，母亲带着我那六个姐姐，在我家的萝卜窖子里，挖了一条通向南墙外秫秸垛的暗道。挖出来的泥土，一部分填到粪坑里，一部分垫在驴栏里，大部分填到秫秸垛旁那口枯井里。

    春节平安地度过。元宵节的夜晚，母亲背着我，领着六个姐姐，去大街上看灯。村里家家挂灯，都是些小灯笼，只有福生堂大门口悬挂着两盏像水瓮那么大的红灯，每个灯笼里插着一根比我的胳膊还要粗的羊脂大蜡烛，烛光闪闪，使灯笼放出耀眼的光辉。二姐招弟哪里去了?母亲不管不问。她已经是我们家的游击战士，有可能三天不回来，也可能突然回来。大年夜里。我门正要放鞭炮迎财神时，她身披着一件黑斗篷回来了。她故意炫耀着紧紧束住细腰的牛皮腰带，和那沉甸甸地挂在腰带上、闪烁着镍光的左轮子手枪。母亲用近乎嘲讽的口吻说：“想不到上官家又出了一个女响马！”说完这话时母亲一脸哭相，二姐却咧开嘴笑了，她的笑是准纯情少女式的，使母亲感到还有挽救她误入歧途的可能，于是母亲说：“招弟，我不能让你去给司马库做小。”上宫招弟冷笑一声——这冷笑完全是毒辣妇人式的——母亲心中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随即便熄灭了。

    大年初一，母亲去给她的姑姑拜年，说起来弟和招弟的事情，她的大姑姑——久经磨练的老女人——说：“儿女情事，只能随其自然。再说，你有沙月亮和司马库这样的女婿，这辈子还愁什么?这两个人，都是钻天的鹞子！”母亲说：“我只怕他们死不在炕上。”那个老妇人说：“死在炕上的，多半是窝囊废！”母亲还想罗唆，她的大姑姑很不耐烦地挥挥手，驱赶苍蝇一样把母亲的话一扫而去。她说：“让我看看你的儿子吧。”母亲把我从棉布袋里提出来，放在炕上。我恐惧地看着母亲的大姑姑那张又窄又小、千沟万壑的脸和镶嵌在深陷的眼窝里那两只炯炯的绿眼睛。她凸起的眉骨上竟然没有一根眉毛，眼圈周围却生着密匝匝的黄睫毛。她伸出枯骨般的手，摸摸我的头发，揪揪我的耳朵，捏捏我的鼻尖，甚至把手伸进我的双腿间，摸摸我的机巴蛋。我厌恶极了她的这种侮辱性的抚摸，尽力向炕角爬去。她一把揪住我，大声说：“小杂种，站起来！”母亲说：“大姑，他才七个月，怎么能站起来?”老妇人却说：“我七个月时就能去鸡窝里给你奶奶掏鸡蛋了。”母亲说：“大姑，那是您，您不是平常人物。”老妇人说：“这个小子，我看也不是个平常人物！马洛亚这人，可惜了呀。”母亲的脸红了，接着又白了。我爬到炕里边，手把着窗台，双腿一挺站了起来。老妇人拍着巴掌说：“看吧，我说他能站起来，他就能站起来！回过头来，小杂种！”“大姑，他叫金童，你怎么老叫俺小杂种！”

    “杂种不杂种，只有娘知道，是不是啊，我嫡亲的大侄女?再说，我这是爱称，小杂种啦，小鳖蛋啦，小兔崽啦，小畜生啦，都是爱称，小杂种，走过来！”母亲的大姑姑吼叫着。

    我转过身，双腿颤抖着，望着母亲泪水盈眶的脸。“金童，我的乖儿子！”母亲伸出双臂，召唤着我。我扑向母亲的怀抱。我会走了。母亲紧紧地抱着我，喃喃地说：“我的儿会走了，我的儿会走了。”

    母亲的大姑姑严肃地说；“儿女就是一群鸟，该飞的时候，留也留不住。你呢?我是说他们都死了你怎么样呢?”

    母亲说：“我挺好。”

    老妇人高声说：“好就好，凡事住天上想，往海里想，最不济也往山上想，别委屈自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母亲回答说：“我明白。”

    告别的时候，老妇人问：“你婆婆还活着吗?”

    母亲说：“活着，在驴屎里打滚。”

    老妇人道：“这个老东西，强梁了一辈子，想不到落了这么个下场!”

    如果没有母亲与她的大姑姑这次密谈，我不可能在七个月时便能行走，母亲也不可能有兴致带我们去大街上观灯，那样我们只能过一个索然无味的元宵节，那样我家的历史有可能不是目前这样子。大街上人很多，但似乎都是一些陌生的面孔。人与人之间洋溢着安定团结的气氛。很多的孩子，提着噼噼哩哩滴火花的金老鼠屎，在人缝里钻来钻去。我们在福生堂大门前停住，观赏着大门两侧那两个庞然的大灯笼。灯笼暖昧的黄光映照看大门额头上悬挂着的金字匾额。福生堂大门洞开，深深的庭院里灯火通明，传出一阵阵的喧哗。大门外聚集着很多人，袖着手，静静地立着，像等待着什么。多嘴多舌的三姐上官领弟问身边的人：“大叔，这里要施粥吗?”那人不置可否地摇摇头。身后一个人道：“姑娘，腊八节才施粥呢。”三姐回头问：“不施粥在这干什么?”那人道：“要演文明戏呢，听说是从济南府搬来的名角。”二姐还要絮叨，被母亲捏了一把。

    终于，福生堂大院里走出了四个人，每人手里握着一根高竿，竿梢上挑着四个黑乎乎的铁家伙，铁家伙喷吐着灼目的火苗，照耀得大门前亮若白昼，不，比白昼还亮。离福生堂大院不远处，教堂的破烂钟楼上栖息着的野鸽子惊慌地飞腾起来，在白光里咕咕鸣叫着飞过，飞到黑暗里去。人群里有人高叫一声：“瓦斯灯”！从此我们知道了这世界上除了豆油灯、洋油灯、萤火灯之外，还有这能把人眼照痛的瓦斯灯。四个挑灯的黑大汉在“福生堂”大门前站成一个四角形，好像四根黝黑的柱子。大门内又出来几个人，扛着卷成圆筒状的苇席，咋咋呼呼地走到四个挑灯人规范出来的宝地中间，使劲儿把席扔下，然后，解开束席绳，苇席便自动地展开。他们弓看腰，拽着席角，快速地挪动着黑色的、毛茸茸的小腿。由于他们的脚步太快，也由于瓦斯灯光太强烈，使我们的眼睛出现重影，所以我们一致地看到，那些扯着席子跑动的人，都生看四条以上的腿，腿与腿之间，还牵拉着一些透明发亮的蛛网状的东西，由于这些东西的缠绕，他们的奔跑就好像在蛛网上做着无奈挣扎的小甲虫。席子铺好后，他们直起腰来，对着观众亮了一个相。他们的脸上，涂抹着一道道油彩，好像一块块新鲜斑斓的兽皮。有的像豹子皮，有的像花鹿皮，有的像猞猁皮，有的像在庙里偷食供果的花面獾的皮。然后他们便跑两步退一步似的蹿回福生堂大门里去了。

    在四盏瓦斯灯嗤嗤的喷气声中，我们静静地等待着，崭新的苇席也在静静地等待。四个高举灯竿的黑汉，变成了四块黑色的石头。一阵锣响，抖擞起了我们的精神，所有的目光都射向大门里边，但都被那镶着斗大福字的白色影壁墙挡住。我们等待了仿佛半辈子，司马亭——福生堂大掌柜、大栏镇原镇长、现维持会长——哭丧着脸出了场。他提着那面饱受打击的铜锣，仿佛极不情愿地敲着锣绕场转了一周。然后站在席地中央，对着我们说:

    “各位乡党，大爷大娘大叔大婶大哥大嫂大兄弟大姊妹们，俺兄弟扒铁桥打了胜仗，好消息传遍了四面八方，七大姑八大姨都来祝贺，送来了嘉奖令二十多张。为庆祝这一个特大胜利，俺兄弟请来了戏子一帮。他自己也将要粉墨登场，演一出新编戏教育乡党，元宵节不能忘英勇抗战，决不让小鬼子占我家乡。司马亭是一个中国男儿，决不再当这维持会长！乡党们，咱是中国人，不侍候日本人这帮狗娘养的。”

    说完这段合辙押韵的话，他对着观众鞠了一躬，提着锣往回跑，与正从大门里走出来的胡琴师、横笛手、琵琶匠撞在一起。音乐师们挟着乐器，提着板凳上场。

    乐师们坐在席边，吱吱呀呀地调弦，以横笛手吹出的两个音符为基准。高的往下落，低的往上拧。胡琴、琵琶、横笛，统一在一起，编织成一根均匀的三股绳，编了一段，停下来，等候着。然后鼓手、锣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