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宝毛硕真摩挲着盔上那枚新嵌的金星，欣悦不已。
他是荥阳阳武县人，原本历史上仕于东晋，先后参加过征讨苏峻和郭默的战斗，进位征虏将军、监扬州之江西诸军事、豫州刺史，后拒石赵大军于邾城，兵败溺水而亡。
但在这条时间线上，毛宝听闻洛阳克复，便即北投关中，在行台第一届武科中脱颖而出，被拨隶于“厉风营”右副督董彪麾下，终积功而为部督。等到这次军制改革，他又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天策军前师师督。
就此盔上四颗银星，换成了一颗闪亮的金星。
其实若非制度颁下，没人知道这玩意儿是星……时人仰望星空，所见不过无数亮点而已，隐隐约约的，仿佛红日或满月一般，都只是一个个小小的圆，一般图画（哪怕是星图）上绘星，也只是或空心或实心的圆而已。而似这般五棱五角，形状颇为怪异，能是星吗？
反倒是尉官盔上或帻上，所镶嵌的铜扣，更象是星吧。
毛宝在旧关中军内部，属于特立独行的人物，因为多半关中军将领都出身民间，起于行伍，别说读书作文了，就连识字都是大都督——即今天子——勒令下方始就学。故而昔日也有因此鄙薄关中军的，说：“祖氏起于微寒，军中多士人，而裴氏高门世家，军中多鲁夫，其大司马（裴该）独信用武人哉？”
据传这个说怪话的家伙，某次走在街上，莫名其妙就被人套上麻袋，给打了个半死。
当时关中军各营督将，唯郭默、周晋、北宫纯等寥寥数人粗通文墨而已，反倒是毛硕真，不但熟读兵书，而且于经史也略有涉猎，还写得一笔不错的毛笔字。故此同级将领多敬畏之，甚至于直接称他为“毛先生”。于是就有人问毛先生：“五棱五角，为何是星呢？难道天星实际是五角的吗？”
毛宝先笑笑：“陛下昔日曾云，星如日月，浮悬于虚空之中，是些能够发光的圆球，则圆球如何能有角啊？此五角，不过示以光芒之意罢了。”随即又揣测道：“天有五星，地有五行，或因此而以五角以示星芒。且吾昔日曾见人绘五行生克之图，金木水火土环据五端，以互生相连线，便成为圆，以互克相连线，便是这五角之星了。军争以克敌为要，自取相克，乃用此形——窃揣陛下之意，大概如此吧。”
这道理是说得通的，诸将吏乃皆拜服——即便不信，也不便直接去向皇帝打问啊。
当时华朝初建，毛宝还是上校，盔上嵌四颗银星，他就总望着上官的金星流口水，心说倘若有朝一日，我也能得授金色将星，则自然位列三品重臣，乃不枉此生——只可惜，暂时没大仗可打，灭羯之功，都让给祖家军了。
毛宝自然明白，这是天子为了笼络和安抚祖氏将兵之意。他当然不敢寄望于祖军败绩，好让自家顶上去，只能琢磨着将来定蜀中、江南，可总该用上我们这些从龙之臣了吧。
可谁想还没打上仗呢，自己竟得晋升一步为将，实为意外之喜。
主要是祖部既克襄国，等于灭羯，诸将都当论功受赏，于是就利用改革军制的机会，不但把卫策、许柳等人都升了一到两级，还趁便升进了不少关中旧将——这是反过来为了安抚旧部，不使生怨啊。
其中刘央却拓跋、甄随监李矩取上党，都荣升上将，不必说了，毛宝也因为押送过几次粮草到枋头去，而得兵部提了一级——兵部转属尚书省，真是天子的妙策啊，否则仍归枢密省管，由祖元帅统领，估计他未必能够想得起自己来。
或许是为了这一升进更能服众，而早有筹划吧，时隔不久，枢部便下令，任命元戎陶侃为天策军帅，率前中后三师远赴汉中，以却巴贼。
国家新设十四个军，却俱不定帅，逢有战事才临时任命，事实上长期掌握兵权的，就是毛宝这一级别的师督了——师督多为大校，只有三人列名为将，即周晋、刘光和毛宝。只是毛硕真这个天策军前师，也非其旧部人马，而本驻关中——毛宝则当日跟随天子入洛，此后一直留在洛阳。
因而陶侃、毛宝，以及另外两名新任的中、后师督，都只带着自己的参谋班底和部曲护卫，总计二三百人，策马离了洛阳，急向长安赶去。长安留守荀崧荀景猷、雍州刺史裴粹裴公演出城恭迎，请入城中，设宴款待。
但是陶侃说了：“汉中急报频传，形势不容乐观，若自洛阳调兵，恐虚耗粮秣，乃取关中兵，而命我等统领，南下救援。兵将整训，使上下一心，尚须些时日，吾又岂敢耽于酒食，而误国家之事呢？”
裴粹尚欲再请，还是荀崧比较了解陶侃，知道老家伙就这脾气，真不是故意怠慢我等——再者说了，他儿子就在汉中啊，自然心急。于是即于城前交换公文，几名将领连长安城都不进，直接转向城东豆田壁的军营，去接收和整编兵马了。
毛宝实在忍不住，就压低声音问陶侃：“陶公，末将投效天子较迟，不甚明了先前之事。但闻天子昔自徐州起兵，克复洛阳后即挥师入关，驻在此豆田壁。当时有谶语云：‘天子何所在，近在豆田中。’则天意早有归属——此事实有么？”
陶侃闻言，微微一愣，随即苦笑道：“军不当久驻豆田壁，卿可为我勘察长安周边地势，别择善处安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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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师就是将近一万人马，重新整编、训练，以期将能知兵，兵能识将，再加粮秣物资的调度，花费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随即十月初，陶侃即挥师南下，分自褒斜、子午两道前往汉中——没办法，南山阻隔，诸道皆狭，若不分兵则军行必缓。
其中毛宝充任先锋，率天策军前师在长安城以南入山，经子午谷而进抵汉中郡的要隘赤坂。时少将杨虎驻在黄金，距离赤坂不远，闻讯即来相见，同时建议：“若军有余力，不妨东出取安康而向西城，则魏兴可得。”
杨虎实在是被王廙恶心坏了，明明没什么本事，还要三天两头来扰汉中——我当初割据汉中的时候，怎么不见你来打啊？难道说如今华朝之势，反不如当初奄有汉中的巴氐不成么？那家伙脑袋里有屎，我若不能反杀出去，给他来个当头一棒，怎么甘心！
毛宝笑道：“且退氐寇后再商议——且此事非我所可置喙，必当请求陶帅。”
“元帅”一词，始于春秋时代的晋国，晋文公曾“谋元帅”，也就是遴选足以适任三军主将的人选——晋奉周命建三军，三军各有将、佐，则元帅就是指的中军将，意为为首（元）的将领（帅）是也。这只是一个俗语而已，并非实际官职，包括单独一个“帅”字，古来只有统领之意，是故秦孟明等三将被记为“三帅”，齐国则“三乡为县，县有县帅”。
“元帅”而为实职，原本历史上始于北周，设“行军元帅”。裴该在当时惯用的“督”衔上更命以“帅”（最早是旅帅），也纯属两世记忆混杂在一处所致，好在这个称谓不跟“排”似的那么难懂，而且“可以”有考据。那么以军衔第一称“元帅”，第二称“元戎”（也是将帅的俗谓）也便顺理成章了，不至于引发文士们的腹诽。
至于军中此前俗称将领为“某督”，此后自然也就称一军之长为“某帅”了。另外毛宝等人私心揣测，若然伐氐获胜——都未必要直入成都，取下李雄的首级——则陶公必能进位元帅啊，呼之为“陶帅”，名实攸归。
此时李寿尚据沔阳，而李班屯兵于米仓山下，如同螃蟹的两只大螯，将汉中郡牢牢钳住。因而等陶侃率军进入南郑后，便与诸将及陶瞻、周抚等商议，咱们应该先去打哪支敌军为好啊？
陶瞻建议先攻沔阳，因为沔阳是汉中的西方门户，沔阳一日不复，南郑一日不安。周抚则建议假装去攻沔阳，以牵制李寿，主力却南下攻打米仓山的李班。陶侃对此笑笑说：“无须也。”
两支氐军，一在汉中之西，一在汉中之南，直线距离不远，问题是无路可通，想要传递消息，必须从梓潼和巴西兜一个大圈子。既然如此，咱们打沔阳，米仓山且得不着讯息呢，若攻米仓山，沔阳之贼也无从配合，那又何必搞声东击西的花样啊？
他主张先破李班，并且竖起三枚手指来分析道：“其一，闻李寿悍勇敢战，而李班虽礼敬文士，于军争则未见其长……”
对于巴氐李氏诸人的性情，陶侃知道得恐怕比周访在世时更为详细，无他，因为临行前裴该跟他说过了——在陶士行想来，天子必有密侦在蜀中，如昔日王贡探查河北而裴诜探查关、洛也，当然事实上不是那么一码事儿……
裴该前世读史，虽说对于成汉政权的了解并不是很深入——因为史书上的记载就相对简略——但李班因仁厚而被杀，而李寿复篡位且雄长一时，他总归还是记得的。
陶侃接着又说另两点：“沔阳城坚，未必易取，若迁延日久，而李班得讯，威逼南郑，则我反受制于人；不如先攻米仓山，急败之，则李寿闻报，或将弃沔阳而退归梓潼。
“其三，巴西多山，道路险狭，李班军众，退却为难，必可趁胜多杀伤之，以寒巴贼之胆！”
于是即命毛宝为先锋，复召杨虎前来协助——杨虎久居汉中，对于地形是再熟悉不过的了——直取米仓山的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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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二三月间，周访因为高乐之败而被迫退兵，李班衔尾而追，却畏周访之势，不敢紧逼。随即周访死于南郑城内，李班奉命往攻南郑，但是参谋任回却说：“趁丧伐人，非礼也，必致汉中军同仇敌忾，以拒我军。
“杨虎本为汉中之主，除周士达外，无人可抚御之，不如致书杨虎，许以厚禄，或者于南郑城中传谣，促使杨虎、周抚相争，到时我军趁乱而进，方有胜算。”
李班深以为然，但他不打算去传谣——“此非仁人所当为也。”只是谋划着派人去勾搭杨虎。
李班好儒，为人宽厚，在原本历史上，再过几年，李雄就要排除自己的儿子们，而立李班为太子了，李班因此曾对人说：“观周景王太子晋、魏太子丕、吴太子孙登，文章鉴识，超然卓绝，未尝不有惭色。何古贤之高朗，后人之莫及也！”可是他仰慕曹丕也就罢了，竟然慨叹不如王子晋和孙登——那俩货可都短命，乃是壮年而殁的呀——似乎预示着他自己也活不了多长……
李班既然讲礼，当然不敢专断自为啦，因此对于以何职引诱杨虎一事，先要派人返回成都去向李雄请示，结果来回这么一折腾，华军入境，逼退了西面李寿的兵马。李寿多次请求与李班约期进军，共谋南郑，李班却总是拖拖拉拉的，终于等来了陶侃的第二批增援兵马……
其实这倒也不能责怪李班，反对趁丧进军南郑的，实为李雄的妻舅任回。任回素称多智，主要他估判形势，知道这仗赢不了——其部才刚从南方赶回来，士卒疲惫不说，于巴西群山间长途跋涉，物资难运，并不充裕啊——所以劝谏李班，还是再等一段时间为好。
倘若仓促北进，终究李寿和李班两支军队间道路阻隔，难以通传消息，一个配合不好，易为华人分而击破。李寿若败，可以退归护守沔阳，李班若败，那就只有一口气逃回遥远的汉昌去了，恐怕短期内再难复振。
故此才驻军米仓山下，虽然保持着外部压力，却并不紧逼汉中，要让周、杨等人有闲心内斗。
只是任回以为华军尚在河北与羯赵激战，短期内不可能大规模增援汉中，却不想短短数月间，祖逖便破襄国，而陶侃也很快就挥师而入汉中。
终究所在偏远，消息传递不易，难免滞后，任回即便有孔明之智，也不能真正料敌机先——真当“书生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啊？诸葛亮若不是和荆州诸贤常有来往，光闷头跟草庐旁种地，他能作出《隆中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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