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的相关记载，比如《明史》中有关于徐阶案的相关记载十分简要，但都提及了海瑞处理徐阶案时的第二种解决方案——“退田”
《明史·海瑞传》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抚穷弱。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徐阶罢相里居，按问其家无少贷。下令飚发凌厉，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窜他郡以避。而奸民多乘机告讦，故家大姓时有被诬负屈者。
《海忠介公传》又吴俗以贫富相倾，弱者率献田于其豪以为奸利，输不毕入，其俗日告讦无已。公廉得其主者名，断击无少贷，悉令受献者还其田，或许之赎，不使富豪有侵夺名。
《海忠介公行状》江以南贫富相倾，弱者率投献田地豪家，以为奸利。……公气勃勃，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即恩厚如华亭相公家，亦义劝其退田不己。
《太子少保海忠介公传》又吴俗贫富相倾，弱者率献田于其豪，以为奸利，输不必入。公独卵翼穷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时吴中贵人，无逾华亭相，按问其家无少贷。而弟侍郎涉，武断残民，辄逮治如律，尽夺还其侵田。
《海忠介公传》令民各自实田，凡侵夺及受献者还原主。……是时乡宦自爱者率自退田。华亭徐阁老家居，有田数十万，亦间以还民，而为册报公。
《海忠介公年谱》又查江南贫富相倾，弱者率投献田地豪家以为奸利。……公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回，即恩厚如华亭徐相公家，亦义劝其退田不已。
海瑞在给李春芳的回信中解释了自己的理由
存翁近为群小所苦太甚，产业之多令人骇异，亦自取也。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公非如此如此者，承教及口头说话，姑谈及之，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海瑞《复李石麓阁老》）
其实用“自行退田”来概括海瑞的第二种解决方案有些片面，《云间据目抄》了另一说法
田产交易，昔年亦有卖价不敷之说，自海公以后则加叹、杜绝，遂为定例。
有一产而加五六次者，初扰无赖小人为之，近年则士类效尤，腼然不顾名义矣。稍不如意，辄架扛抢奸杀虚情，诬告纷纷，时有“种肥田不如告瘦状”之谣。
如范太仆死，有祖父卖过田产，历经加绝，而子孙以夺占告者；有家人婚配，生育多年，复捏奸抢诳告，希图呵诈者；虽各坐问边，漫无警惧，不知此风何年得息！
海公名臣，竟为东南造此业障，亦千古之遗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记风俗》）
对于范濂的上述言论，我们需要谨慎从“海公名臣，竟为东南造此等业障，亦千古之遗恨”等措辞可知，范濂对于海瑞的评价极为负面，故而“自海公以后则加叹、杜绝，遂为定例”的论断是否真正成立，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尚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加叹、杜绝”的定例在海瑞处理徐阶案之前就己经存在，范濂将之“栽赃”到海瑞头上。但无论怎样，海瑞与“加叹、杜绝”的产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这是海瑞允许徐阶买回“田面权”所致，当然这些与“加叹、杜绝”的定例并不矛盾。
那么海瑞判决的法律依据何在？由于尚未找到直接的审判文书，这就需要寻找间接证据。其实，早在海瑞巡抚应天之初，徐阶就曾致书松江知府衷贞吉，认为“退田”的要求无异是赤裸裸的“白夺”行为
适见按院所行告示，其为民之心本极恳切，但奸民所以未敢肆者，惧抢夺之罪耳。使抢夺无罪而激变有刑，则奸民乘之妄作，以富家存留自食之米，概指为余剩，强迫称贷尽其有而去，富者将何以自存。夫富者独非民乎？
且奸民今日称贷于甲，明日贷于乙，既磬富者之有，其贫弱之民乃更无所于贷，则无乃利奸恶而毙良善乎？公素明万物一体之学，伏望就中更加酌处以杜祸端。
敞乡贫民皆佃种富民之田，如今富民毋计利吝施，各自贷其租户，苟非租户，不得妄指称贷，违者各坐以罪，其中人自有田房者，理当自食，不得亦称贫民往贷于富家。至于贫难生员及一种不耕游手之民，则落地方报名于官，另为处给。如此庶恤贫安富，一举两得，而乱可弹也。（徐阶《世经堂续集》卷11《柬衷洪溪郡侯》）
众所周知，徐阶之后不断“指使”舒化、戴凤翔、光懋等人对海瑞进行弹劾，并引起海瑞与戴凤翔之间著名的“五年田土”之争。他们之间的具体争论暂且不予考虑，但争论本身提示我们这就是海瑞的法律依据。
所谓“五年田土”，就是依据嘉靖《问刑条例》的规定“告争家财田产，但系五年之上，虽未及五年，验有亲族写立分书已定，出卖文契是实者，断令照旧管业，不许重分再赎，告词立案不行”（《明代律例汇编》）对于“刁告者”所宣称的“景泰、天顺”年间即使成立，但由于超过年限也是不能取赎的。
关于明朝法律中“典卖田宅”取赎期限的相关规定
《大明律·户律二·田宅》“典卖田宅”律……其所典田宅园林碾磨等物，年限已满，业主备价取赎，若典主托故不肯放赎者，笞四十。限外递年所得花利，追征给主，依价取赎。其年限虽满，业主无力取赎者，不拘此律。
弘治《问刑条例》告争家财田产，但系五年之上，虽未及五年，验有亲族写立分书已定，出卖文契是实者，断令照旧管业，不许重分再赎，告词立案不行。
《大明律疏附例》弘治十六年十月刑部等衙门议奏今后军民告争典当田地，务照所约年限，听其业主备价取赎。其无力取赎者，算其花利，果足一本一利，此外听其再种二年，官府不许一概朦胧归断。奉圣旨是。照律例行。钦此。
《大明律直引》所载《问刑条例》查有见行事例，近年以来，各处问刑衙门不察条例本意，但因告争典当田地不问原纳约限期，不计利息多寡，一概累坐，于以相悖。合无申明前例，通行内外衙门凡有军民告争田地，务照所约年限，听其业主，备价取赎。其无力取赎者，算其花利，果足一本一利，此外听其再种二年，不得一概朦胧归断，则财口适均，而人心服矣。
嘉靖《问刑条例》同弘治例，惟弘治例“文契”此处作“文约”
万历《问刑条例》同嘉靖例
由上文大约可知
1《大明律》对于“回赎年限”并未给出明确的规定，只是规定在定契双方约定的期限之内回赎，就应该被允许的当然，当约定期限到时，出现“无力取赎”的情况也是被许可的；
2不知何故，到了弘治《问刑条例》颁布时，将“回赎年限”限定为五年以内
3而到了弘治十六年，似乎否定了弘治《问刑条例》中有关“回赎年限”限定为五年的规定，恢复到《大明律》的规定，将之限定为“约定年限”；之后的《大明律直引》仍延续了弘治十六年的规定，不过将之仍允许可在约定年限之外再延迟“二年”。
4待到嘉靖《问刑条例》颁布时，又重新延续了弘治《问刑条例》有关回赎年限限定为“五年”的规定；而万历《问刑条例》对之加以延续，没有改变。
可见，就制度层面而言，明朝政府对于“回赎年限”是摇摆不定的。关键就在于海瑞在比附“回赎”条例时扩大了“找价”年限的规定，不限于“五年以内”；这样才可以上溯到“景泰、天顺”，乃至更早，否则就无法比附“典卖”这一条例。正因为此一比附具有争议性，戴凤翔等人在和海瑞关于“五年田土”问题争论时才显得如此“理直气壮”。
有些观点认为在涉及“比附”问题时，总是援引《大明律》“断罪无正条”的规定“凡律令该载不尽事理，若断罪而无正条者，引律比附，应加应减，定拟罪名，转达刑部议定奏闻。若辄断决，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认为“以比附断罪时，必须提出适用该法条拟律的理由，经过必要的程序奏请皇帝审批。如未经皇帝裁决，自行判决、执行，出现论罪不当的结果，该官员则按照故意所为还是错误所为，以‘官司出入人罪’论罪”。（徐世虹《比附的功能》）
但正如我们看到的，在实际的司法运作中，对于这一制度规定，官员们却作了一个缩小的解释，如王肯堂在《大明律附例笺释》“断罪无正条”中所说“今问刑者，于死罪比附，类皆奏请。徒流以下比附，鲜有奏者……”（黄彰健《比附律条考》）而遍查《海瑞集》，我们找不到任何海瑞上疏要求“刑部议定奏闻”、“皇帝审批”的文章，而且徐阶还没有拿此作为攻击海瑞的借口，种种迹象均表明王肯唐所言的“死罪比附，类皆奏请。徒流以下比附，鲜有奏者”是一种在当时被大家认可的习惯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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