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万万不可啊大王！”子干赶紧跳出来劝阻道，“奇袭郢都，无异于往火坑里跳！送死之举！王上岂能拿我大宋士卒的性命开玩笑？”
    “寡人是认真的！”
    宋王偃瞪着眼睛道“破楚之事，势在必行！若是郢都不破，我宋军不战自退的话，那么之前吾等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将白费，前功尽弃！我们大宋的儿郎们的血，不能白流！奇袭郢都，甚是冒险，但并非不无可能！”
    闻言，子干哭丧着脸道“王上！三思啊！欲破郢都，谈何容易？当年的孙子千里破楚，五战五胜，方可入郢，而今王上异想天开，欲毕其功于一役，一战破郢都！便是孙武在世都无可能呀！”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有“（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这里所说的“西破强楚，入郢”一事，就是春秋末期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爆发的著名的吴楚柏举之战。
    吴国是春秋晚期勃兴于南方地区的一个国家，它在发展过程中，与南方地区的强国楚国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以至长期付诸武力，兵戎相见。
    从公元前584年第一次“州来之战”起，两国之间在短短的60余年时间里，曾先后发生过十次大规模的战争，其中吴军胜六次，楚军胜一次，互有胜负三次。
    总的趋势是，吴国逐渐由弱变强，开始占据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它终于导致了吴楚两国决定战争胜负的“柏举之战”。
    吴王阖闾是一位英明有为的君主，他即位以后，励精图治，发展生产，改良吏治，整军经武“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并大胆起用伍子胥、孙武、伯嚭等外来杰出军政人才，积极从事争霸大业。
    这时，西方的强楚，就成了吴国胜利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换句话说，也就是只有在过去积小胜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打垮或削弱楚国，阖闾才能实现自己成为中原霸主的梦想。吴楚战略决战箭在弦上，势在必行。
    “吉人自有天助”，楚国当时的现状，为阖闾梦想得以实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契机。
    进入春秋以来，楚同晋国长期征战，争霸中原，搞得民疲财竭，国力中衰。同时楚国内部政治黑暗，军事无能，民众怨愤，君臣离心，也给敌国创造了可乘之机。
    所以说，当时的楚国虽然貌似庞然大物，余威尚存，可其实早已是外强中干，是经不得风雨飘摇的，吴楚柏举之战前夕，楚国实际上已经处于战略上的被动地位了。
    当然，从整体实力上来说，楚对吴还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当公元前512年阖闾第一次提出大举攻楚的战略计划时，睿智的孙武即以“民劳，未可，待之”的理由加以劝阻。
    不过吴国君臣并未消极地守株待兔，他们的厉害，就在于他们从不消极等待敌方出现破绽，而是积极运用谋略，主动创造条件，完成敌我优劣对比的转换。
    为此，它首先伐灭楚国的羽翼——徐和钟吾这两个小国，为进而伐楚扫清道路。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采用了伍子胥提出的“疲楚误楚”的高明战略方针。具体做法是，将吴军分为三支，轮番出击，骚扰楚军，麻痹敌手。
    这一措施实行了六年有余，吴军先后袭击楚国的夷（今安徽涡阳附近）、潜（今安徽霍山东北）、六（今安徽六安北）等地，害得楚军疲于奔命，斗志沮丧。
    同时，吴军这种稍尝辄止、不作决战的做法，也给楚军造成错觉，误以为吴军的行动仅仅是“骚扰”而已，而忽视了吴军这些“佯动”背后所包藏的“祸心”，放松了应有的警惕，到头来栽了大跟斗。
    公元前506年，给楚国致命一击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这年秋天，楚国大军围攻蔡国，蔡在危急中向吴国求救。另外，唐国国君也因愤恨于楚国的不断侵凌勒索，而主动与吴国通好，要求助吴抗楚。
    唐、蔡两国虽是蕞尔小国，但位居楚国的北部侧背，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吴国通过和它们结盟，遂可以实施其避开楚国正面，进行战略迂回、大举突袭，直捣腹心的作战计划。
    同年冬天，吴王阖闾亲率其弟夫概和谋臣武将伍子胥、伯嚭、孙武等，倾国3万水陆之师，乘楚军连年作战极度疲惫，东北部防御空虚薄弱之隙，进行战略奇袭，吴军溯淮水浩荡西进。
    进抵淮汭（今安徽凤台附近，一说今河南潢州西北）后舍舟登陆，以3500精锐士卒为前锋，在蔡、唐军配合导引下，兵不血刃，迅速地通过楚国北部大隧、直辕、冥阨三关险隘（在今河南信阳南），挺进到汉水东岸。
    取得“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战略效果。这堪称实践孙武“以迂为直”原则的杰出典范。
    楚军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仓猝应战。楚昭王急派令尹囊瓦、左司马沈尹戍、武城大夫黑、大夫史皇等人率军赶至汉水西岸进行防御。两军隔着汉水互相对峙。
    楚军中左司马沈尹戍是一位头脑冷静的优秀军事指挥家。他针对吴军作战的特点，向统帅囊瓦提出如下建议由囊瓦率楚军主力沿汉水西岸阻击吴军的进攻，正面牵制吴军。
    而由他本人北上方城（今河南方城县境），征集那里的楚军，迂回到吴军的侧后，毁坏吴军舟楫，阻塞三关，切断吴军的归路。尔后与囊瓦所率的主力实施前后夹击，一举消灭吴军。
    囊瓦起初同意了沈尹戍的建议，可是待沈尹戍奔赴方城后，却又听从武城黑和史皇的挑拨怂恿，出于贪立战功的心理，而一改原先商定的作战计划，采取冒进速战的方针，不待沈尹戍军完成迂回包抄行动，即擅自单独渡过汉水向吴军进攻。
    吴军见楚军主动出击，大喜过望，遂采取后退疲敌、寻机决战的方针，主动由汉水东岸后撤。囊瓦果然中计，尾随吴军而来，自小别（在今湖北汉川东南）至大别（今湖北境大别山脉）间，连续与吴军交战，但结果总是失利，由此而造成士气低落、军队疲惫。
    吴军见楚军已陷入完被动的困境，于是当机立断，决定同楚军进行战略决战。
    十一月十九日，吴军在柏举（今湖北汉川县北，一说湖北麻城）列阵迎战楚军。阖闾弟夫概认为囊瓦素来不得人心，楚军无死战之志。因此主张吴军立即主动发起攻击。指出，只要吴军一进攻，楚军就必然溃逃，届时再以主力投入战斗，必能大获胜。
    但阖闾出于谨慎而否决了夫概的意见。夫概不愿放弃这一胜敌的良机，便率领自己的五千部属奋勇进攻囊瓦的军队。楚军一触即溃，阵势大乱。阖闾见夫概部突击成功，乃乘机以主力投入交战，扩张战果，大胜楚军。
    囊瓦失魂落魄，弃军逃奔郑国，史皇战死沙场。
    楚军主力在柏举决战遭重创后狼狈向西溃逃。吴军及时实施战略追击，尾随不舍。终于在柏举西南的清发水（今湖北安陆西的涢水）追及楚军。
    吴军“因敌制胜”，用“半济击”的战法，再度给渡河逃命中的楚军以沉重的打击。吴军继续追击，至雍澨（今湖北京山西南）追及正在埋锅造饭的楚囊瓦军残部，大破之。并与由息（今河南息县西南）回救的楚军沈尹戍部遭遇。经过反复激烈的拼杀，楚军又被战败，主将沈尹戍伤重身亡。
    至此，楚军线崩溃，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完暴露在吴军面前。吴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五战五胜，于十一月二十九，一举攻陷郢都。楚昭王凄凄惨惨，惶惶如丧家之犬逃往随国（今湖北随州）。
    柏举之战遂以吴军的辉煌胜利而告终结。至于吴军入郢后上下忘乎所以，纵暴郢都，内讧迭起，在秦楚联军的反击下，军事、政治均陷于被动，最后被迫退回吴国，那已是后事了。用孙武自己的话来说，这便是“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
    柏举之战是春秋晚期一次规模宏大、战法灵活、影响深远的大战。
    吴军灵活机动，因敌用兵，以迂回奔袭、后退疲敌、寻机决战、深远追击的战法，一举战胜多年的敌手楚国，给长期称雄的楚国以十分沉重的打击，从而有力地改变了春秋晚期的整个战略格局，为吴国的进一步崛起，进而争霸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军的取胜，首先是修明政治、发展生产、充实军备的结果。其次也是善于“伐交”，争取晋国的支援和唐、蔡两国的协助的产物。
    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于其作战指导上的高明。
    一是采取疲楚误楚的正确策略，使楚军疲于奔命，并且松懈戒备；
    二是正确选择有利的进攻方向，“以迂为直”，乘隙蹈虚，实施远距离的战略袭击，使楚军在十分被动情况下仓猝应战；
    三是把握有利的决战时机，先发制人，一举击败楚军的主力；四是适时进行战略追击，不给楚军以重整旗鼓、进行反击的任何机会，最终顺利地夺取战争的胜利。
    楚军的失败，其政治、外交上的原因，在于其政治腐效、内部动乱、将帅不和、四面树敌、自陷孤立。
    从军事上看，则在于其疏于戒备，遭致奇袭；在于其主将贪鄙无能，临战乏术；在于其轻率决战，一败即溃。
    宋王偃诘问道“既然孙武为将，千里破楚，五战五捷，何以我宋国无人可行？我宋国无人乎？无勇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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