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鼎臣不仅在儒学上造诣很深，在用兵打仗上也是一位极其高明的将才，而且在嘉靖皇帝历任内阁中他是唯一一位最关心国计民生，首倡并大力促进支持江南赋税改革的经济学家。
    顾鼎臣说：“如今皇上调我到吏部任职，我可以为百姓做些实事了。我最想做的是赋税制度的改革，我在家乡丁忧时作过调研，发现东南的赋税徭役要比其他地方重许多，我想再次到实地进行考察，然后上疏皇上，减轻东南百姓税赋负担。”
    文昌君和顾撷冈齐声道：“义父年事已高，还是在京城查阅整理资料吧。我和大哥在吏部、户部当差，年富力强，还是由我们兄弟俩到地方实地考察，等到搜集到资料后，再交给义父整理，写成奏章，上疏皇上。”
    顾鼎臣说：“嘉靖六年我把在家乡丁忧时考察江南赋税弊端，写成奏折《陈愚见划积弊以裨新政疏》，反映江南赋税过重，田赋失均，杂税过多以及里甲、粮长等问题，要求彻底清查田粮，大力改革赋税制度。但是由于皇上受大礼仪斗争困扰，无暇顾及，只简单回复‘所陈俱切时弊，诏行抚按衙门督属举行。’我的上疏引起桂萼、徐俊民、许赞、陈缟、候位等许多朝臣共鸣，纷纷上疏要求尽快进行改革。”
    文昌君说：“在江南苏松嘉湖镇常杭七府州中，苏州府税赋最重，松嘉湖次之，镇常杭又次之。我查阅了历史档案，明初洪武时期，苏州府土地占全国百分之一点一，所纳税粮占全国百分之九点五，是平均数的八点五四倍，是赋税最重的。更严重的问题是官田民田赋税严重失均。
    所谓官田大多是宋朝、元朝和明朝初期藉没富豪贪官的田地，包括皇庄、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的庄田以及百官的职田、边臣的养廉田、军民商的屯田，这些官田由官府租给佃农耕种，民田是农民祖传或购买的私家田地。
    官府对租种官田的佃农加倍盘剥，官田的税粮竟然高达民田的十倍。苏州府秋粮总计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余石，民田税粮仅仅十五万石，其余都是佃农缴纳的官田税粮。佃农卖儿鬻女也无力缴纳高额税粮，只能靠借高利贷度日，拖欠无力偿还的只能抛荒流亡。”
    顾撷冈说：“江南税粮运输由军船包办，但是要收取高额运费加损耗，这部分额外负担的米粮称之为耗米。这样税粮包括正规税粮和运输耗米两部分，官田大户不肯缴纳耗米，都由民田小户负担。
    松江府有一位名叫顾清的，是弘治六年进士，曾当过庶吉士和侍读，家有四十四亩良田，十六亩山地，要缴纳正粮一石六斗二升，耗米却高达十二石九斗！江南如此重赋，百姓无力负担，造成年年拖欠，历年拖欠的税粮越积越多，最后朝廷只得减免部分税粮。这样势必造成新旧税粮混淆不清，官吏乘机弄虚作假，中饱私囊。”
    文昌君说：“江南赋税过重已经是历史积弊，虽然几度改革，但是很难弊绝风清。较有成效的改革是宣德五年周忱提出的‘平米法’，对混乱的税粮和漕运政策进行改革。
    ‘平米法’规定无论官田民田、大户小户，一律在正粮之外都要缴纳耗米，并统一标准，一石正粮缴纳六斗七升耗米。如此每年在正常税粮缴纳后尚有余粮，周忱将这些余粮存贮在‘济农仓’内，用以弥补里甲支费不足，减轻农民各种杂税负担。
    但是周忱的改革遭到豪强胥吏的抵制，实行了一段时间后，豪强胥吏又反攻倒算，田赋弊病再度复发，周忱改革成果化为泡影。”
    顾鼎臣说：“弘治八年，我的岳父，江南巡抚朱瑄在松江府华亭、上海二县实行‘分乡论田加耗’的改革，在正粮基础上区分不同乡村田地肥沃贫瘠等级征收耗米。因为这个办法过于简单，而且田地的肥沃贫瘠很难有统一标准进行界定，即使是同一乡村的田地也有肥沃贫瘠的差别，所以在二个县执行起来相当困难，更没法在江南推广。嘉靖九年我又上《申未议以裨国计拯民命疏》，这次语气更为恳切，但用词却非常激烈，对官员敷衍塞职极为不满。奏折中说，虽经十余年未闻有县令太守遵奉举行，在令守中没有查出虚报荒地一亩，清出隐瞒税粮一石者。皇上回复说：‘乃申诏巡抚官，斟酌处置，从实举行。’”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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