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君和顾撷冈赞叹不已：“义父不怕冒犯皇上天威，招来权贵酷吏诽谤弹劾，真是一位仗义执言，为民请命的好官、清官！”
    由于顾鼎臣连篇累牍、多次上疏嘉靖皇帝，终于下旨派他和吏部、户部的官员到江浙去考察赋税制度的改革。他们到地方实地考察了三个月，通过查阅档案和明察暗访，发现土地兼并和农民流亡非常严重。
    明朝初年，全国土地有八百五十余万顷，如今只有四百二十二万余顷，减少一半。明初全国户口一千六百多万户，永乐年间增加至二千万户，如今只剩下九百余万户，不足永乐时的一半。这说明官僚、地主隐满土地数量非常严重，农民被迫离开土地，辗转流亡的数量已经十分惊人。
    皇帝、王公勋爵和宦官设置的庄田数量越来越大，京畿的皇庄，弘治时才五座，到了正德，一月之间就增加了七座，如今已经增至三十六座，占地共三万七千五百余顷。管理皇庄的宦官、军校，每座多达三四十人，不仅皇庄内的佃户受到沉重剥削，每亩征收五分、七分至二钱的银租。
    皇庄周围的农民也一同受害。凡是撑驾舟车、放牧牛马、捕鱼捉虾，都要收税。王公勋爵和宦官以“请乞”的方式强占民田，烧毁民房，铲平坟墓，砍伐树林，逼迫农民背井离乡，到处流亡。
    在土地兼并和赋税日益加重的过程中，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交不起租税则鬻儿卖女，更多的农民结队流亡，流民数量多达一二百万户。有些地区逃亡过半，甚至十室九空，抛荒土地少则千百余亩，多达一二万顷。
    流亡农民扶老携幼，露宿荒野，采野菜吃树皮，妻啼子号，辗转千里，历尽千辛万苦，有的进入城市或者到海外谋生，大部分沦为官僚、地主的雇工、佃户和奴婢，还有的进入山区垦荒或开矿。朝廷通过里甲、关津和禁山等手段阻止流民迁徙，甚至于残酷镇压，致使地方上屡次暴发农民武装起义。
    江南诸省的田赋大部分折算成银两，称作“金花银”，规定米粮每石折价二钱五分，后来又增为一两，使农民负担增加了三倍。政府的官田租给农民耕种，赋税很重，一般是三五斗，农民打到七斗粮，要向政府缴纳六斗赋税，打一石要交八斗赋税，佃农无法生活，只得把官田民卖，地主土豪乘机图利，出现“买产而不过割”，和“产去税存”现象。
    江南民间歌谣唱道：“一亩田无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
    里甲、均徭和各种杂泛差役，名目繁多，官吏任意加派，而富豪士绅贿赂官府，营私舞弊，以“诡寄”、“飞洒”等种种手段，隐满丁口，逃避赋役，造成一切赋役皆放过富豪士绅，全部差遣给贫困农户，平民百姓苦不堪言。如今田赋之害是，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闲人户亦令出银，一里之中，甲无一户之闲，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甚至一家当三五役，一户遍三四处。
    如今政府又把各项力差，改为银差，银差之外，又征力差，农民不堪重负。在江浙，地主豪绅的土地，阡陌连亘，甚至一家兼并十家之产。
    佃农每亩产量不过数斗，田租却要一石二三斗，只得今日完租，明日乞贷，而借贷的利息又高达一倍至五倍。官僚、地主招募流民当雇工和佃户，向他们多收田租税赋，高利贷盘剥，甚至任意拷打吊杀。
    顾鼎臣说：“江南赋税弊病中更为突出的是里甲、粮长问题。里长由丁粮较多的人户担任，负责征收税粮，办运皇家贡品，支付官府公用。里长是基层行政组织机构，向地方官负责。粮长由官府指派大户充当，负责税粮的催征、经收、解运。粮长是基层税务组织机构，直接向皇上、户部负责。如果说粮长完成不了税粮任务，差额要由粮长包赔。
    这种粮长包赔制度，使许多大户都不愿意担任粮长，因为一旦发生差欠就要由粮长包赔，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坐牢殒命。由于地方豪强胥吏上下勾结，粮长成了欺压对象。
    我们顾家是个大户，所以世代都是粮长，深知粮长的艰巨责任和无奈苦衷。江南赋税弊病，有赋税制度问题，更有贪官污吏弄虚作假，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问题。我认为后者的问题更为严重。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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