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所谓“深为清议所讥”并非是一句空洞的虚语。像明末清初人黄景昉在他那部全面检讨明史的《国史唯疑》卷六中就指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5页）：“顾文康鼎臣讲《心箴》，世庙称善，为注释，因及视、听、言、动四箴。敬一《虚词》七章，仍陈五事，皆道家香水供献鄙亵语云。大约嘉靖诸臣，始莹精礼乐，既殚力祠祷，机原相通，总为洁身自媚计。......“尽管“洁身自媚“的提法较之《明史》的“素柔媚”看上去略多了几分”同情的理解“。在由顾氏子孙于顾鼎臣身后三次结集其诗文的过程中，他们请到了一些有份量的人物如蒋德璟、吴邦臣、公鼐、徐开禧等来写序，但是这些洋溢着高度赞誉的评价显然是并不为后世史家所认同，或者说至少说是未予以重视。
    而当我们有机会打开并来研读顾卢臣的后代子孙于崇祯年间陆续编成的顾文康公文草、诗草、续稿、三集等系列诗文集时，我们便看到了在“民间的顾鼎臣”之外又一个基本由“自述的顾鼎臣”构成的面目形象。与前面两种形象相比，这后一种“自述”的形象常常会使我们觉得更清晰、更亲切、更容易理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近距离的、极易让人产生角色扮演幻觉的观察就不会带来“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遮蔽。有意味的是在以上三种史乘材料中均提到的顾鼎臣所撰范浚《心箴》讲章及《步虚词》七章，并不见存于其诗文集内。而当我们有心依据史乘中的非议，来诗文集里搜索线索时，我们又会发现这通常由自己或是亲友、门生编定的别集往往是沉默的，隐晦的。然后“自述”的诗文集毕竟给我们观察时代社会、历史人物提供了丰富、鲜活的文字材料，使我们有可能靠近历史现场来勾勒一张较接近本人真实的肖像画。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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