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曹局理解。”
“应该是我谢你们，患难见真情，知道大概案情不仅没推脱而且来了，非常不容易。不光我感谢，我们何局也非常感谢，他今天实在抽不开身，委托我转达他的歉意。”
“您这一说，我真有些受宠若惊。”
“不说这些客气话了，言归正传，你去看过现场，听过进程同志介绍，素英同志去过见过嫌疑人，请你们谈谈对这个案子的看法。”
“材料没看，看法暂时没有，想法倒是有一些。”
韩博侧身看看搭档，分析道：“办案民警是先从张大勇家搜出带血的铁锤，然后在其它地方抓捕张大勇的。他没见到民警从他家搜出凶器，民警也没跟他提过凶器。在接受盘问时却主动说出先开枪，再用锤子砸。常言道孩子不说假话，疯子说的也不一定全是假话。如果……如果在抓捕、羁押和盘问过程中办案人员确实没提过，那么侦查方向应该没错，这个案子应该是张大勇所为，不只是一起刑事案件，也是一起精神障碍患者肇事。”
冯进程是负责具体侦办的，当即表态：“韩支队，我以党性、以人格担保，我们事先没透露过被害人死因，审讯过程中对嫌疑人更不存在诱供。正因为考虑到他是一个疯子，将来可能说不清，整个讯问过程全有录像。”
“他有没有可能从其它途径获知，毕竟从案发到他落网期间相隔6天。”
“可能性不大。”
冯进程翻出一份材料，解释道：“首先，案件发现及时，从路过的群众发现尸体到我们民警赶到现场前后不到5分钟，由于正值凌晨6点左右，路上行人不多，不像其它案件现场有许多群众围观。其次，我们不止一次提醒过报警的群众，请他不要乱说。就算他没听进去，也不可能从伤势上看出嫌犯使用的是什么凶器，事实上我们市局法医也只是作出钝器伤的结论，找到锤子之前谁也不知道凶器是什么。”
“政委，你对嫌疑人的精神疾病是怎么看的？”
事关重大，周素英不敢轻易下定论，在看守所也只是隔着铁门看了几眼，摇摇头：“表面看不出什么，我要先看看病历，看完病历再去看看嫌犯。”
韩博刚才的分析，也是市局认定不会搞错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抓错人，是怎么证明市局没抓错人，怎么让被害人亲属、嫌犯亲属及全社会信服这一点。
只要把这些工作做好了，检察院乃至法院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不会被社会舆论压力所左右，也就能采信公安局提交的证据材料，就能顺顺利利结案。
曹局嘴上没说心里是这么想的，见韩博能给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非常欣慰，陪众人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餐，再次感谢一番，找了个借口先走了。
法院不能搞“有罪推定”，公安与法院不一样，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必须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先圈定嫌疑人范围，然后再搜证排除。
周素英、老宁、小单，甚至连曲聪都在看材料。
韩博一边看材料一边给在安乐市局技术部门紧张工作的万海龙打电话，当众人面说道：“海龙，不要光提取凶器上血迹里的DNA，锤柄上有可能存在的DNA也要提取比对。既要搞清楚血迹是不是被害人的，同样要搞清楚铁锤到底是谁的？”
“韩支队，他们这设备简陋，人员更少，就一个懂DNA检验分析的技术民警，全提取比对估计要三四天。”
差点忘了安乐市局没这个条件，韩博沉吟道：“算了，我跟冯支队说，你带上检材回去检验，如果检出其他人的DNA分型，我再请冯支队采血样送检。”
用惯既精确又省事的先进仪器谁愿意人工测序，在实验室里搞几天会把人活活累死的，万海龙不禁笑道：“这么安排最好，韩支队，那我跟小白先回去了。”
“我跟冯支队说好你就回去，同小白说一声，路上开慢点，注意安全。”
安排好这一切，周素英正好看完病历。
不是看得不认真，研究得不仔细，是张大勇从小到大几乎从未接受过治疗。
手边这些病历不是家人送他专门去精神病院或其它医院的精神病科看的，是按照政府尤其民政部门的一些规定去检查的，办残疾证、享受一些社会福利，需要提供这方面材料。
又不是在自己辖区发生的，老宁纯属“陪太子读书”，对这个案子不感兴趣，只对老朋友及老朋友的同事感兴趣，放下材料好奇地问：“周政委，嫌犯到底多疯，疯得有多严重？”
“典型的先天性精神分裂症。”
作为前南港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副院长，作为一个精神病专家，这样的病例周素英见多了，耐心地解释道：“据世卫组织统计，哪怕一个表面看起来健康的人，也会携带5到6种隐性遗传病的致病基因。所以在近亲结婚的时候，夫妻双方携带相同的隐性致病基因的可能性很大，导致后代出现隐性遗传病的发病率增高。在随机婚配也就是非近亲婚配的时候，由于夫妇二人无血缘关系，相同基因很少，他们所携带的隐性致病基因不同，所以不易形成隐性致病基因的纯合体（患者）。张大勇父母是表兄妹，属于近亲结婚，其实父母携带的相同隐性致病基因到他这儿纯合了，主要表现为智力低下、精神分裂，存在严重的意识障碍和智力障碍。大脑功能紊乱、精神活动混乱。有时会耳闻人语、猜疑、思维混乱、言语文字难以理解、情绪不稳定、烦燥、兴奋、悲伤、紧张、恐怖、呆滞、健忘、冲动……这样的患者虽然很难治疗，但一些症状可以通过药物手段对紊乱的大脑神经化学过程进行调整，可惜由于家庭条件困难，一直没接受过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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