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分工也是“对口”的，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马开元负责政法系统。
公安经费紧张，基本工资都经常拖欠，民警日子过紧巴巴的，哪有闲钱买金鹰小区的“高档住宅”，可能与职业有一定关系，对金鹰公司也不是很新任，上当受骗的民警不多。
相比之下，法院、检察院的问题要严重一些。
先去法院，再去检察院和司法局，最后去公安局，跟主要领导交待清楚，跟上当受骗的同志开座谈会，人基本上全在，不过他们的家属估计全去金鹰公司报案了。谁也不知道赃款能不能追回来，马开元不敢瞎承诺，只能说一些含糊其辞的场面话。
回到县委，正准备向书记汇报，宣传部长从广电局回来了。
书记办公室门禁闭，不是人不在就是在里面谈什么事，马开元没贸然过去敲门，走到一边问：“朱部长，你那边怎么样？”
“空口说白话，能怎么样？”朱部长轻叹了口气，下意识朝曾亚杰生前的办公室看去。
“他一了百了，让我们收拾这个烂摊子，这日子真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过。”
“进来时老徐说他爱人带孩子去招待所，门卫不让进，在门口大哭大闹，说曾亚杰是有责任，但我们这些人一样有责任。把骗子引进来也好，搞那些项目也罢，全是县里的集体决策，常委会上，县长办公会上，个个举过手的，不能把责任全往死人头上推。”
当时是举过手，可排名靠后的政法委书记和宣传部长在招商引资这一问题上有发言权吗？
那女人去招待所找调查组喊冤叫屈，应该是针对书记、县长和政府的几个副县长。能够想象到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几位领导，在谈话时也确实存在把责任尽可能往曾亚杰身上推的情况。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从昨天上午到现在，马开元被搞得焦头烂额，没睡过好觉，没吃过一顿好饭，懒得再想这些烦心事，靠在护栏上抽起闷烟。
朱部长探头看看书记办公室，低声问：“马书记，案子能不能破，钱能不能追回来？”
这是县委县政府大院里所有人都想知道的问题，要是案子能破，赃款能追回来，责任一样会追究，但板子打下来应该不会特别重，毕竟所有人都知道曾亚杰应该负主要责任。
如果案子破不了，赃款追不回来，把责任全算到一个死人身上一样解决不了问题，涉案金额那么大，涉及那么多人，影响如此恶劣，这个板子打下来绝不会轻。
马开元猛了一口烟，摇摇头：“不知道。”
“不知道，马书记，你没电话问？”
“正在侦办的案件要保密，专案组长是省委的一个处长，直接对调查组和省厅负责，别说我无权过问，连市局都无权过问。”
“省委的处长，不是公安厅的，外行指挥内行，他行吗？”
“我打听过，确实不是公安厅的，省厅没这个人、听秦景乡说很年轻，看上去不到三十岁，到底行不行我一样没底。”
这么大案件交给一个“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处长指挥侦破，这么多人的政治前途全捏在他手上，朱部长越想越担心，急切说：“马书记，你要想想办法，上级没免你职，你现在还兼任公安局长。”
“他外行，我一样外行，再说现在公安局几乎被他和杜总队接管了，能干的民警全被调进两个专案组，其他民警也在配合专案组办案，除了帮着协调办案经费，在调查组眼皮底下我这个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还能干什么？”
公安局跟广电局不同，公安局现在真是由“条块管理”变成“条”管理了。
朱部长意识到身边这位现在确实不能插手案件侦破，毕竟他首先是县委常委，同自己一样是接受调查组调查的对象，想想又问道：“曾亚杰的事查得怎么样？”
“不知道，杜总队那边保密工作更严。”
……
他们心急如焚，正在县委讨论案子。
从未见过他们的韩博则在县武装部招待所办公室，亲自询问跟几名嫌犯打交道比较多的金鹰公司管理人员。
正在接受询问的是公司副总贾川，六十三岁，退休前曾担任过县建设局副局长。一直当干部，养尊处优，看上去只有五十来岁。但精神状态并不好，很憔悴，很懊悔，老泪纵横。
“贾川同志，我是省委省政府调查组成员韩博。你是一位老党员，党的政策你应该非常清楚，这件事的严重性你应该也认识到了，从我们掌握的情况上看，你一样是受害者。请你控制情绪，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现在虽然不是“双规”，但跟“双规”也差不了太多。
门外不光有公安，还有市纪委的纪检干部。
贾川退休前只是一个副科级干部，哪见过这么大阵势，更不敢不配合，哭诉道：“韩处长，我鬼迷心窍，我错了，我检讨，我对不起组织，对不起群众，对不起家庭……”
“检讨是以后的事，先配合我们办案。”
韩博示意做笔录的民警给他点上一根烟，打开笔记本问：“别紧张，请你回忆一下与戴辉等人打交道的过程，他们之间是什么一种关系，比如谁话语权比较大，又比如相互之间有没有矛盾。”
“我配合，我交代。”
贾川真把自己当成一个阶下囚，用几乎颤抖的语气说：“金鹰公司筹建时我就跟他们打交道，是曾县长介绍我去的，公司的大事小事戴辉说了算，不过很多事他会跟向海峰商量，他不在的时候，向海峰能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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