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宣布，它的目标是打破中东的国家制度，把西方的影响驱除出去。为实现这一目标，它显示出了极为灵活的手法和坚定的决心。无论伊朗是要在近期内制造并试验核武器，还是仅仅保留只要愿意几个月内就可以制造出核武器的能力，对于地区和全球的秩序都会产生同样的影响。即使伊朗在实际拥有核武器能力之前止步罢手，世界也会认为它是顶着迄今为止对任何国家实行过的最全面的国际制裁走到这一步的。伊朗的地缘战略竞争对手，例如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等国，自然也会争相发展自己的核计划或购买核武器，以图与伊朗抗衡。以色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风险将骤然激增。至于伊朗，它在承受着制裁的情况下发展出了核武器能力，因此将声名远扬，威力大增。它使用常规武器作战的能力或进行非核形式的非常规战争的能力也将加大。
    有一种说法认为，尽管西方放弃了它的一贯立场，但通过核谈判，美伊关系将出现新的发展，等于堤内损失堤外补。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经常被举作例子，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一段较短的时间内，两国从敌对很快发展到互相接受，甚至合作。有人说，伊朗也许愿意自我克制，不再用它实际上已有的军事核计划作为外交筹码，换取美国的善意和战略合作。
    这个类比不能成立。当时苏联在中国北方边境上陈兵42个师。中国与苏联的相互敌对不断升级，已达10年之久。中国除了外患，还有内乱，所以亟须寻求另一个国际体系作为依靠。伊朗在处理与西方的关系中却没有这种动力。过去的10年中，伊朗两个最大的敌人;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的萨达姆middot;侯赛因;相继倒台。不无讽刺的是，两个都是被美国推翻的。伊朗在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影响力和军事作用都得到了增强。埃及和沙特阿拉伯这两个与伊朗争夺地区影响力的主要对手各自忙于应付国内的挑战。而伊朗在2009年国内发生了争取民主的运动后迅速采取行动，成功地镇压了反对派。伊朗领导人在没有做出任何重大的实质性政策调整的情况下，仍然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即使在对伊朗进行制裁的同时，西方公司为了寻求投资的机会仍争相讨好伊朗的领导人。具有矛盾意味的是，伊朗边境上逊尼派圣战运动的兴起反而可能会促使伊朗重新审视自己的政策。但伊朗政府同样有可能认为战略形势在朝着对它有利的方向发展，认为它的革命道路走对了。至于伊朗在这两个可能中选择哪一个，将由伊朗对自身利益做了盘算之后决定，而不以美国先入为主的看法为转移。
    直到本书撰写的时候，伊朗和西方对于谈判的概念仍然有着不同的理解。美国和欧洲的谈判者对于达成核协议的前景表示出审慎的乐观，在公开谈话中字斟句酌，力图为谈判创造有利的气氛。而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却把核谈判说成是长期宗教斗争的一部分。谈判成了一种战斗的形式，妥协是绝不准许的。就在2014年5月，离临时协议到期仅剩下6个星期的时候，伊朗的最高领袖还如此形容核谈判：
    之所以强调继续战斗，不是因为伊斯兰世界好战。在穿越海盗猖獗的地区时，做好充分准备，有决心、有能力保护自己，这是再合理不过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战斗，以战斗的意念主导国家的内政外交。宣扬对恶霸妥协投降，指责伊斯兰世界好战，这种行为就是叛国。国家在经济、科学、文化、决策、立法、外交谈判等各个领域的官员都应当知道他们是在作战，在为伊斯兰政权的建立和生存而战hellip;hellip;圣战是永无休止的，因为魔鬼和魔鬼的盟友阴魂不散。25历史之于民族犹如性格之于个人。从伊朗引以为傲而博大精深的历史中，可以看出这个民族对国际秩序的三种不同态度。一是霍梅尼革命之前的国家政策：严守本国边界，尊重他国主权，愿意结盟;实质上就是在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之下追求国家利益。二是帝国的传统，把伊朗视为文明世界的中心，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努力消灭周边国家的自主权。三是前文介绍的打圣战的伊朗。伊朗一些高官行为的改变是受了这三种传统中哪一种的启发？如果认为他们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造成这种改变的原因是什么？伊朗和美国的冲突是心理上的还是战略上的？这一冲突能否通过改变态度或调整政策来解决？如果需要调整政策，应如何调整？两国关于世界秩序的观点能否调和？抑或世界只能等待伊朗的圣战狂热逐渐消退，如同过去奥斯曼帝国的圣战热情由于力量对比和国内重点的变化而消退一样？美伊关系的未来，甚至世界和平，均系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从原则上说，美国应做好准备，在互不干涉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基础上与伊朗达成地缘政治谅解，并建立起与之相匹配的地区秩序的概念。在霍梅尼革命之前，伊朗和美国是事实上的盟国。这是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历届美国总统经冷静分析美国国家利益后达成的结果。伊朗和美国都认为双方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两国都反对由一个超级大国统治中东地区;那时这个超级大国是苏联。两国都愿意以尊重其他国家主权的原则作为制定该地区政策的基础。两国都赞成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尽管那时经济发展的面还很窄。从美国方面来说，完全应该和伊朗重建这样的关系。伊朗和美国关系紧张是因为伊朗政府采纳了圣战主义者的理念和言辞，并直接对美国的利益及其国际秩序观发动了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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