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1941年夏天，通过参与迫害犹太人，这些地区的居民不仅讨好了新的当权者，还从他们的暴行中获得了物质利益（显而易见，屠杀行动的积极参与者能先于他人挑选犹太遇害者的财产），同时农民们也抒发他们长久以来对犹太人固有的愤恨，可谓一举三得。除了这些原因，纳粹的怂恿以及在民众中轻易就能煽动起来的复仇情绪;为了苏联侵占时期他们所遭受的侮辱而要与犹太公社秋后算账;都促使波兰人对犹太人施暴。这么多因素杂糅在一起，谁能在如此强大、邪恶的诱惑面前无动于衷？11当然，有一些先决条件是不可或缺的：人际关系的残暴化、道德沦丧，以及德军对一般民众使用暴力的准许。但两次侵占期间，苏、德政府都使用过这些手段和机制。不难想象，耶德瓦布内大屠杀中最积极的参与者，也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秘密合作者（在米索雷夫上校写给党委书记波波夫的一份报告中曾提及这些人的名字）。他们和劳丹斯基是一类人；后者在其自传中曾一笔带过：他在为德国人残杀犹太人之前，曾经为苏联政府做过间谍。
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支持
然而，时间并没有停在1941年。如果我们承认我在上文提及的机制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上都是可信的，那么我们就要面对一个有趣的假设，该假设关乎1945;1948年间共产主义政权在波兰上台执政和建立根基的过程。鉴于前文所述，我在此大胆提出以下观点：战后，在共产党接管波兰的过程中，它在地方上的天然盟友，就是在德国侵占期间通敌的那些人。
我们当然知道，对许多人而言，共产主义是他们真正愿意投身的事业；许多人在战前、战后支持共产党，是因为他们真的信仰共产主义而并不是因为他们见风使舵，也不是因为当时苏联红军驻守在波兰的每个角落。但除了从这样一群信念坚定的理想主义信仰者中获得支持，20世纪的波兰政府往往还会利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人力资源。在当局最重用的工作人员和心腹亲信中，也不乏毫无原则、信仰的人。很多学生已经论述过这一点。1
沃格林所说的乌合之众（他们在战时的波兰为纳粹干尽脏活累活）怎么就不能在五年后成为斯大林主义权力机器的中流砥柱？如我们所知，共产主义者的忠实拥护者在波兰少之又少，我认为他们是这台权力机器的核心，而其外层，就是这些乌合之众。他们有什么非遵守不可的原则会让他们拒绝为新的主人服务？他们怎么会放弃在参与当地（恐怖）权力机器运作时将得到的特权？比起去警察学校，难道他们更愿意坐牢吗？劳丹斯基在写下我坚信，在像我一样的人民的帮助下，我们的工人制度会更加稳定这样的话时，他脑海中浮现的不正是这类人吗？
我们也可以从社会而非权力机器的角度来思考共产主义政权扩张的过程，那或许是一个更好的视角。在这个层面，在我看来，战时有犹太人被当地居民杀害的社区，在苏维埃化进程面前，会显得尤为脆弱、易动摇。如此，问题就很简单了：一个刚刚被卷入过谋害自己近邻的地方共同体，能够对刚刚上台的政府做出这种反抗的回应吗？谁能相信一群残杀过同类或被指责为刽子手的人？不仅如此，如果我们曾经充当过暴力的工具，我们又有什么立场去反对同样用暴力来对付我们的人？
这个问题最好作为事实性问题，由实证分析来解决。但在目前阶段，这个问题暗示着一个非常有趣的假设：战后，协助苏联式政权在波兰扎稳根基的并不是犹太人，而是反犹主义者。这个假设颠覆了关于那个时期的公共认知。毕竟，战后，在波兰的许多区县、郡、小镇、城市里，犹太人已经所剩无几了，因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都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了。2但在人民的波兰（波兰人民共和国）建立的过程中，总得有人负责。那么，正如列宁在近百年前问的，谁要为谁负责（kto kavo）？如果仅仅是因为波兰的意识形态演变;最终导致了1968年3月波兰国内反犹主义情绪的爆发3我不会如此彻底地驳斥该观点：波兰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支柱并非犹太人，而是这个国家本土的流氓无产阶级。
为了一种新的史学
这个所谓的波兰犹太战时关系的问题，在关于这个时期的史学中，犹如一根松弛的线头。如果我们抓住并拉紧它，这块精致的绣毯就会全部散开。于我而言，反犹主义污染了整个20世纪波兰历史版图中的每一块，并将它们变成了禁忌话题，引来各式各样的解释，这些解释如同一块遮羞布，欲掩盖真实发生的一切。
然而，一个社会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集体传记。正如一部传记是由不同篇章组成的，一个社会的历史的方方面面也彼此相连，休戚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部集体传记中出现了一个弥天大谎，那么它之后记录的所有事，也都丧失了真实性，时时要为真相被揭露担惊受怕。这样一个社会的成员将无法好好生活，而是时时多疑地回头张望，想要知道别人对其所作所为的想法。他们必须刻意回避那些已经深埋于过去的耻辱历史，并坚持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捍卫波兰的美名。他们会把自己遭遇的所有挫折和苦难，都认为是他们敌人精心策划的阴谋导致的。在这方面，波兰并不是欧洲国家中的例外。波兰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为了矫正它的历史，不得不自欺欺人地将自己的过去重新讲述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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