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记得什么？
    1.Aharon Appelfeld,Buried Homeland, New Yorker,November23,1998,pp.48,51,52.
    2.同上书，p.54。
    3.1947年出版了一本书，是从二战中幸存下来的犹太儿童的个人证词，在霍赫贝格玛丽安斯卡（Hochberg - Mariańska）为该书所作的导读中，我们读到，不少在战时帮助过犹太人的波兰人都希望保持匿名，因为他们害怕一旦他们在战时所做的事被公开，会招致来自他们自己族群中的敌意。（Maria Hochberg-Mariańskas introductionto Dzieci oskar?aj?[Cracow: Centralna ?ydowska Komisja Historyczna w Polsce,1947]）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比如，也见 Nechama Tec 的回忆录Dry Tears: The Story of a Lost Childhoo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主题为什么那些应该被授予国际义人称号的人，会如此恐惧他们自己的邻人发现他们在战时曾帮助过犹太人？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他们害怕被抢劫。在大众想象中，犹太人总是与钱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坚信，那些在战时庇护犹太人的家庭必然得到了物质上的好处。但还有一个原因。日后的国际义人在战时的行为突破了社会公认的准则，说明了他们与其他人都不同，因此他们对社会而言是一个隐患。他们的存在对他人是一个威胁，因为他们就是证人。他们可能会告诉当地犹太人曾经发生了什么，因为不论从他们的所作所为，还是从他们不合作的态度来看他们不属于对这起事件保持沉默的共同体。
    4.正如本书第【229，原书页码】页注释8中所解释的，地下组织在战后仍然存在，且其行动已远超出对德军的袭击。
    5.维日考夫斯基家的侄子，雅罗斯瓦夫卡尔沃夫斯基（Jaros?awKarwowski）于1962年5月2日在米拉努韦克（Milanoacute;wek）写下了这份证词。（?IH,301/5825,conversation with Wyrzykowska,October1999）
    集体的责任
    1.Richard Breitman,The Architect of Genocide: Himm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New York: Alfred Knopf,1991),pp.171-173.
    2.玛利亚得去打个电话。我们走进一家小点心店，因为她觉得那里有一台电话。然而，事实上那家店里并没有电话。在这种情况下，玛利亚决定把我留在店里几分钟，她给我买了一块点心，选了一张在黑暗角落里最不显眼位置的桌子，然后告诉我她打完电话就回来。
    她对给我们上菜的人也说了同样的话，毫无疑问那人是店主我吃着点心，那些女人（店里没有男人）在聊什么我并不在意。但过了一会儿后，我无法不去注意，她们已经炸开了锅。毋庸置疑，我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这些妇女有服务员，也有食客围着那个店主，交头接耳，同时刻意地瞟我。作为一个到处躲藏的犹太儿童，我已经习惯了这种事，因此立刻就明白这情况意味着什么，预示着什么
    我时刻都能感受到他们注视的目光那些妇女死死盯着我，仿佛我是一只可怕的怪兽，我的存在违背了自然的法则。仿佛他们马上就会决定要怎么处置我，因为他们不能就这么放任我在这里存在我听到他们说：lsquo;一个犹太人，绝对不会错，一个犹太人
    lsquo;她肯定不是，但他一个犹太人lsquo;她让他混在我们之中那些妇女仔细地思考如何处置我。店主打开通往里间的门，里面应该是厨房，然后叫道：lsquo;赫拉，赫拉，快过来看看。过了一会儿她口中的赫拉出现了，她穿着沾满面粉的围裙，很显然刚刚是在工作中。她们等待她的评断，很显然她们都很期待她的看法。可能在点心店的范围内，她在很多事上都是权威，甚至可能是个种族问题的专家，而这家点心店于我而言，已不再是一个平和安静的地方了。不论如何，审视我的眼睛又多了一双
    不可否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处境愈发糟糕。那些妇女已不满于仅仅从远处观察我也许她们想要得到确认，想要一个能促使他们达成最终决断（很可能她们已经达成了）的评判。因为我听见其中一人说：lsquo;我们得报警。
    对这件事的讨论显然激起了这群女人的好奇心，她们慢慢走近，靠近我坐的位置。接着她们开始盘问我。第一个人问了我的姓名。我有伪造的身份证件，我也熟记自己伪造的身份我很有礼貌地回答了。另一个人对于我与带我来这儿的女人的关系很好奇我也回答了，不过这次说的是实话她们的问题劈头盖脸地向我砸来：我父母是干什么的，我从哪里来，我最近去过哪里，我要到哪里去等等。她们努力地以温和的态度发问，有时甚至很温柔。
    然而，她们的伪善的语调骗不过我，因为要听出这种语调背后隐藏的怒气和攻击性，并不困难。她们像对一个小孩那样对我说话但转眼间又像对待一个被告人甚至一个公开的罪犯那样。事情已经过去许多年，如今我不认为她们这种举动是出于单纯的怨或恨。相反，她们是对凭空出现在她们面前的lsquo;问题感到恐惧，她们做了要做任何事来尽快解决问题的准备不惜一切手段和代价
    那些女人问了我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我已经不再做出回答，只是偶尔嘟哝lsquo;是或lsquo;否但我听到的不仅是向我提出的问题，还有那些女人在一边轻声做出的评论，好像这些评论只是说给她们自己听的似的，但它们仍然会钻入我的耳朵。她们最常说的具有威胁性的词就是lsquo;犹太人，但更可怕的是她们不断重复的句子：lsquo;我们得报警。我很清楚，报警等同于宣判我的死刑那些女人并没有被无法控制的憎恨支配这是一群正常的、平凡的、以她们自己的方式保持着机敏和体面的妇女，她们吃苦耐劳，毫无疑问也曾在战时的艰难岁月中努力地照顾她们的家人。我也不会否认，她们可能是模范母亲和妻子，可能非常虔诚，德行出众。她们发现自己的处境可能会引来麻烦和威胁，因此她们想要直面形势。尽管她们没有想过，直面这个处境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或许这超出了她们的想象范围尽管她们肯定知道如果她们真的lsquo;报警，事情会如何收场又或许只是因为这是不在她们的道德思考的界限之中。（Micha? G?owiński,Kwardans sp?dzonyw cukierni, in Czarne Sezony[Warsaw:Open,1998],pp.93-95;translated by Marci Sh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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