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的李子龙神棍案就是一桩，然后正月里的郊祭大典上也出了件事，其实就是皇帝在进行祭祀典礼的当口，遇到天气突变，刮了一阵又冷又猛的大风，把当时的人吹得一团乱。这事到了百姓口中一传，就变成了皇上祭典遇上了妖风，还说当场死了人，是一大怪事。
    之后皇帝导演的黑眚伤人事件就流传更广、影响更大了，毕竟真有很多百姓目睹了小黑的矫健身姿。然后京城消停了几个月，到了秋后，又出了一件怪事。
    事情发生在早朝上，汪直没有亲历，是事后听人转述的。
    因为几乎所有京官都要上早朝，所以可想而知，当时的广场上就像一所大学校广播体操时一样，站满了文武官员。人虽然多，却因规矩极严，现场十分安静，除了官员和皇帝互动的说话声外就没了别的动静。没想到，从广场东南角那边忽然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像极了盔甲与刀剑相碰的响声。
    在场的人都极为吃惊，官员们顾不得礼仪左顾右盼。因声音听上去就像一群穿戴重甲的人在抽刀拔剑，大汉将军们赶忙抽出刀剑来准备护驾。成化皇帝朱见深本就是个从小吓大的，经历了夺门之变和曹吉祥叛乱两场风波，没说练出胆子，倒比寻常皇帝胆子还小，见了这阵势便想立马避走，慌乱之中竟然还踩了袍角跌了一跤，形容可谓十分丢人。
    之前的李神棍、郊祭大风、黑眚三事件不论在外人看来如何神奇，至少皇帝和厂卫等许多人都是对其内情知根知底的。这一次却不同，根本没人说得出那声音是怎么来的。
    皇帝这边听见声音出自广场东南，可差了锦衣卫去问责当时站在那边的文官们，那些人却众口一词说听见声音是来自西南角，再去问西南的，又说声音是来自东边。然后其它方位的官员有的说西南有的说东南，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所有人说法一致——谁也没看见真有穿着盔甲拿着刀剑的人现身！
    站班的官员来自各种衙门，上朝站得近的不见得关系近，有的相邻的人还甚至都不怎么认识，按说没有一群人合起伙来说瞎话的道理。再说大家都是穿着官服来上朝，也没谁带的进盔甲刀剑来制造声音。这年头也没有迷你录音机，谁也搞不清声音到底是哪儿来的。
    出了怪事为皇帝查案释疑是厂卫的任务，汪直虽编制不在厂卫，这种时候也有责任尽一份力。他阅看了相关卷宗，了解了事发过程后，推想应该只是因为广场空阔，有什么地方传来一点声音，就在广场里反复回荡，制造出了奇怪声响而已。
    这事件被称为“鼓妖案”。历史上曾有过很多次对“鼓妖”的记录，都是人们听到一些查不清来由的怪声，汪直虽然说不清具体原理，但觉得事因应该就是自己推断的那样，类似于一种回声，就和风吹过石笋之间发出怪声差不多意思。
    他把这想法对皇帝说了，皇帝还有点惊喜，笑道：“没想到连你也想得到这里。”
    原来除汪直之外，早有其它衙门更专业的人为皇帝分析到了类似的结论。
    只是，真相再如何可以用科学解释，宫外的老百姓们却都更热衷于传播他们喜欢的那些言论。
    成化十二年国家没遭受严重的外敌入侵，没有成气候的内部叛乱，更没有宫廷权力更迭，甚至全国都没什么可记录史册的天灾，可以说是风调雨顺、一团和气的一年，仅仅出了京城这几桩怪事，这一年却被百姓传说成了鬼怪频出、乱象满地的一年，甚至都有人说，怕是皇帝无道，大明朝气数药丸！
    汪直听了这些传言就想：可见是国富民安，大伙都吃太饱了！
    临近年底，一次汪直又来向皇帝述职的时候，也将新听到的类似传闻换做比较顺耳的措辞对皇帝说了。
    皇帝听后手上轻敲着炕桌，面上挂着冷笑道：“如今朕也愈发察觉了，外头的人，从官到民，鲜少有懂得好歹的，朕越是对他们宽纵顺从，他们越是蹬鼻子上脸，越拿朕不当一回事。真由着他们胡作非为，还不知下一回又要出什么幺蛾子！”
    单是“鼓妖案”，好像也谈不到和他的“宽纵顺从”有什么关系，汪直劝道：“皇爷不必与那些愚民一般见识，他们都是些没读过圣贤书的粗人，成日家说长道短，狗嘴吐不出象牙。何况古往今来，还不是越是仁慈宽厚的明君，才越是受人非议？真换了昏君，他们哪个还有胆子嚼舌头？”
    他从来都只说由衷的话，这话也半点不掺假——看看朱元璋当政那时，肯定没人敢这么放肆传说皇帝的风言风语。
    皇帝失笑：“你当朕是叫无知小民骂得生了气？他们的话，朕如何会往心里去？”
    有宫女端上果脯点心，皇帝很自然地抓了些递给汪直，汪直也很自然地就接了吃，连句过场的谢恩都不必说，两人都习以为常。皇帝又拿手指轻敲着炕桌道：“市井小民如何传谣朕管不来，可也由此看出，必定是许多朝廷官员行为不端，导致风气败坏，令百姓看得心下不平，才会有此言论。他们见不到朕，却见得到那些人平日如何作为，见到朕手下的官为非作歹，自然推想朕也是个昏君了。”
    汪直听得连连点头，也对皇帝的思路十分佩服，可见人家的道行比自己高深得多。
    “是以，”皇帝到了总结陈词说结论的时候，语调便郑重了些，“那时听你说成立个西厂，由你提督，朕还只当个笑话。如今看来，此事竟是大有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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