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见孙露整了整情绪开口向陈邦彦问道：“陈尚书，为何广东等地至今也未出现江南这样的情况呢？还有‘棉争粮田’。棉花不是能和小麦套种的吗？能否使用套种轮耕的方式减轻现在的矛盾。等河北、湖广等地农业恢复后再减轻江南的负担。”
    “回首相大人，广东等地至今未出现‘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的现象。是因为广东的纺织业以棉、麻、毛为主要原料。而不是以生丝为主要原料。珠江等地虽然也有桑田但大多使用桑基鱼塘的方式来缓解粮食问题。即将稻田挖深成池塘，把泥土复于四周成基，池塘用来养鱼，基地用来栽桑。”陈邦彦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打开了一份报告继续说道：“棉、麻、毛三种原料中棉田一般用来套种大豆、玉米、高粱等作物。沙田则被开垦成麻地与水稻轮种。至于畜牧业岭南地区并没有大的畜牧场。不过自从商会从欧洲引进‘黑麦草’等牧草后，闽北等地区相继开始将牧草与水稻进行轮作。从目前反馈的情况看种植过‘黑麦草’的水稻田来年水稻的收成特别好。而收割下的牧草也能满足圈养牛羊的需求。”
    陈邦彦的报告使得沈宸荃和朱舜水就听得有些一头雾水的感觉了。对于具体的农事他们并不在行。至于是黄淳耀和孙兆奎。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说沙地麻田能种水稻以及牧草能和水稻一起轮作。就连张慎言也不由的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
    看着张慎言和沈宸荃的表情孙露心中不禁一阵感叹。她清楚张慎言在这件事上并没有恶意。他也只是就事论事而已。可是张慎言等人并不明白“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出现的根本原因。就算没有《工商统制法》“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的现象依然会大规模的出现。就象先前张慎言自己说的“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万历年间就有了。对于明朝的士大夫们来说“百姓不事农耕，逐利经商”完全是一种道德败坏的现象。然而比他们多出三百多年经验的孙露知道这是一个国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正常现象。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与西方的圈地运动都是衣着原料生产和食物生产之间的土地之争。不过在中国农业结构的主体是农桑（或粮棉），在西方则是农牧。
    按照孙露从詹母斯以及一些欧洲传教士那里探听的说法。目前的英国在经历了圈地运动后如今的农场大多使用小麦、芜菁、大麦、三叶草的四年轮作的四圃农作制。从美洲引进的芜菁和三叶草增加了载畜量，同时也就增加了肥料的供应。畜肥是当时主要的肥料，畜肥量的增加，提高了土壤肥力和谷物的产量。另外人们发现，种过三叶草的地方小麦生长得更好，认为三叶草以某种方式给小麦准备好土壤，同样的经验也使他们相信小麦为芜菁，芜菁为大麦，大麦为三叶草准备了土壤。上过生物课的孙露知道所谓的某种方法其实就是因为三叶草是一种固氮的豆科作物。它的种植增加了粮食作物所必需的营养供应。所以英国的农场是农田与牧场交替使用的。就算是在放牧期农场依然可以生产肉、奶、毛、皮等农产品。而不象中国的桑田只能生产单一的生丝。
    也就是说英国在经历了“圈地运动”后其粮食的产量并没有因为圈地而减少。相反的因为“圈地”的刺激以及“美洲牧草”的引进改变了耕作技术提高了粮食的产量。粗放型农牧场也节省了农村劳动力。这才会出现大量农民涌入城市的情况。而不是象“桑争稻田”那样影响粮食生产，将大量的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桑争稻田”和“圈地运动”是在相似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性质相似的历史事件。就是由于中西的农业结构不同，它所产生的结果却迥然有别。
    同样的例子还有岭南的商会农场。张慎言等人并不知晓陈邦彦所提到的一系列农业技术上的革新正是源于广东纺织业的发展。当初“纺纱机”的出现使得新安的纺织业有了极大的飞跃。与欧洲的纺织业相似广东的纺织业以棉、麻、毛为主要原料。故广东生产的“汉布”主要的竞争对手历来都是印度的纱布和棉布，而不是江南的丝绸。但岭南地区没有大规模的牧场，也不适宜种植棉花。为此孙露在让人引进玉米、土豆、高粱等外来农作物的同时。也让詹母斯从欧洲带来的各种牧草。以求发展畜牧业。于是在这数年间岭南的农业结构也在潜移默化中开始倾向于欧洲的农牧结构。
    因此就象英国那样岭南地区畜牧业和纺织业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对农业产生什么重大的冲击。相反却形成了不少特殊的轮耕制度，为商会农场的形成奠定了技术基础。如今工部和户部合作已经开始在湖广、河南、两淮等地推广这些种植技术。甚至打算将芜菁和三叶草引进到河南的公社。以便效仿欧洲实行四圃农作制。当然每个地区都有每个地区的特点，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依然会有所取舍。于是一旁的黄宗羲接口道：“朝廷不可能照搬岭南模式到江南。毕竟两地气候土质相差甚大。江南有其自身的特殊优势。例如江南等地普遍都能实现一年两熟，有些地方甚至还能做到一年三熟。依下官之见朝廷现在应该制定相关的法规限制商会开发桑田的数目。规定不得将农用的水田改为桑田。以及对生丝业的出口抽重税用来治横丝绸业的发展。至于棉争粮田的问题。还是在河南两淮等地推广棉、麦轮作制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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