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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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警觉起来了。周人觉察到了商王室的疑虑与警觉，于是立即朝拜商王，表示臣服。季历的臣服，使商王武乙及其决策层产生了新的想法——借助周人之力，平定西部戎狄。于是，商王武乙承认了季历的诸侯地位，并给了季历征伐戎狄的权力。

    另外一层背景是：此时，周人的德化政策已经失去了作用，甚至变成了经常遭受戎狄严重侵扰的受害方，因此周人也很想对戎狄作战。在这种形势下，周人取得商王承认，拥有了“代天子征伐”的大权，对戎狄开战便没有后顾之忧了。于是，双方各有所图，宗主与臣服的联盟立即达成。

    历史证明，厚实的周人族群，有一个极富策略意识的领袖层。

    奉命之后，季历率领周军连续对戎狄作战，十余年之间五战，四次大胜，一次战败。其中最大的一次胜利，是讨伐赤狄的鬼方。这个鬼方，商王武丁时曾经作战三年才告平定，足见其强大善战。可是，季历率周军作战，一战便俘虏了二十个鬼方头领，大胜而归。

    不久，商王武乙死了，太丁继位。这个太丁疑心很重，觉得周人势力太大，很可能会威慑中原王室。于是，在季历大胜戎狄之后的朝拜大典上，商王太丁公然杀了周人最为强悍的领袖季历。

    这一无端杀戮，为商周对抗埋下了不可化解的仇恨种子。从此，这个厚重缜密而又讲求策略的农耕族群，放弃了做一方大诸侯的梦想，开始了雄心勃勃的长期抗商活动。商末的天下格局，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季历死后，其子姬昌继承了周政。

    这个姬昌，便是在后世享有赫赫大名的周文王。围绕着他，有太多的神话与传说，从生下便有圣书俱来，到给父亲季历以巨大幸运，到无数的仁义德化神迹，再到被囚禁期间演绎八卦通天彻地，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让我们离开这些神秘的传说，来看看真实的历史演进吧。

    这时的商王国，已经进入了全面衰落时期。整个商代社会，有过六次衰落，六次复兴。最后的实质性衰落，发生在商王纣的时期。这时的商代社会，出现了历史的回光返照——社会前所未有的鼎盛，也前所未有的奢靡；王室族群前所未有的混乱，国王则前所未有的雄武残暴；忠臣能才盛极一时，却又屡遭酷刑与屠戮。一切的一切，都以一种极不正常的绚烂形式迸发出来。就连最后的国王纣，也是一个匪夷所思的能才人物。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堪称旷古能才之一了。

    就是这个暴烈雄武而又天赋神异的纣王亲率大军，平定了大肆劫掠中原腹地的东方夷人，对后来中国东部的文明融合与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虽然，这次战胜得到了大量的俘虏与财货，可是，商的国力也因此而大大消耗了。当此之时，这个纣王不思励精图治，反而更趋残暴，滥杀重臣，宠信奸佞，民怨沸腾，国家政权已经处于崩溃边缘了。灾难，终于降临到了这个六百余年的赫赫大邦。

    就是这个殷纣王，觉察到了周国的危险，趁姬昌朝见之时，将姬昌囚禁起来，关在了羑里监狱。周国大臣们立即全力营救，给商王室送上了无数珍奇礼品。殷纣王不知如何考虑，竟然很乐意地接受了礼物，不但释放了姬昌，而且当场“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征伐”，同时告诉姬昌，不是我要囚禁你，是崇侯虎密告你有不轨之心。西伯姬昌没有对崇侯虎表示怨气，而是当场提出一个要求：周人请献洛西之地，换纣王除去炮烙之刑。结果是，殷纣王高兴地答应了。

    这个场景，是非常值得回味的。

    以殷纣之才，不可能不知道“厚礼求释”是周人的计谋。最大的可能是，殷商国力消耗过甚，殷纣王借有人密告为口实，有意囚禁了姬昌，迫使周人以优厚条件换取。这时，周人的实力，尚不可能全面对抗商王国。故此，纣王敢于放走周人首领。否则，以殷纣王杀戮大臣的暴烈秉性，不可能独对姬昌大发仁心。当然，历史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姬昌被纣王杀害在了羑里，才导致了周人残酷的复仇战争。

    无论姬昌的命运结局如何，商周之间的历史对抗，都已经是无法回避的了。

    在这两种力量的较量中，姬昌的策略是刚柔并用，既诉诸于德治，又诉诸于武力。这种策略的基本点是：一则，以土地换取废除酷刑的方式，向天下宣示，周政仁德与商政残暴的不同。二则，以德化方式调解诸侯纷争，扩大附属国，或使小国主动归并入周。据《史记·周本纪》正义引述了一则故事：“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盍往质焉。’乃相与朝周。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君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履君子之庭。’乃相让所争地以为间原。”周以德治而建立的井然有序的社会风貌，感化了虞、芮两国，天下闻而归者四十余国，都将西伯姬昌尊为实际上的王。三则，对于有威胁，且相互诉诸武力的小诸侯，则果决攻占。这样的攻伐有四次，周军直接将四个诸侯国吞灭了。

    这一策略奉行了五十年，终西伯姬昌之世，周人实力大大扩展。

    姬昌晚年，又将周人的政治中心向东迁移，在关中中部的沣水之滨建造了一座大城，名叫沣邑。后来，沣邑被正式称为沣京，成为周人真正崛起的第一座文明都城。至此，周人族群终于成长为雄踞西部的诸侯领袖，隐隐然形成了公然全面对抗商王国的格局。在此期间，西伯姬昌大力求贤，搜寻到了一个杰出的军政奇才——吕尚。吕尚的先祖，曾被封于吕地。遵从当时的“民从封地为姓”的规则，吕为其族群正姓。吕尚家族，则有自己的氏名——姜。一家一族之姓，在当时称为氏。姓涵盖氏，氏从属姓。依此规则，吕尚，就是吕姓姜氏人物。到了后世，姓与氏渐渐不分，人们遂将这个早期国家时代的大军事家看作两姓，一说吕尚，一说姜尚。

    西伯姬昌在位五十年病逝，后来被周人追尊为周文王。

    文，在近古社会以来的谥法中，是经纬天地之意。虽然，这时的谥法还没有形成定制，但是，用于追认的单字本意，已经是相对明确的了。姬昌获得“文王”名号，充分彰显了他在周人文明史上的奠基地位。

    以吕尚入周为转折，周人拉开了正式对抗商王国的历史序幕。

    姬昌之后，周太子姬发即位。这时，周室已经是人才济济、实力雄厚的天下大邦了。这个老年即位的周人领袖，在政治上已经非常成熟。他即位的九年之内，既没有宣布称王，也没有承袭父亲的西伯名号，而只以已经稳定的领袖实际权力铺排大局。

    姬发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构建权力框架，使当时的众多人才形成一个极具智慧的决策轴心。这个决策轴心的基本成员是：大军事家吕尚，尊号为师尚父，以周武王老师名义执掌军权；大政治家周公旦，处置日常政务；召公、毕公两位政治家为周武王左右顾问，随时决断各种事务。

    在这个决策轴心中，除了吕尚是外邦人士，其余三公都是周族人才。周公旦是姬发的胞弟，召公、毕公则都是周族支脉的功勋人才。另有一批军政大员，诸如管叔鲜、蔡叔度、霍叔武、叔振铎、康叔封、毛叔郑等，都是周族人才，后来也都是灭商功臣。这一现象说明，周族由于长期的农耕定居，繁衍兴旺，人口众多，孕育出了大批杰出人才。对比而言，周族人才之兴盛远远超过了夏代，甚或也超过了商代。在后来的历史上，周人本族的人才群根基，对周文明的稳定、巩固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历经九年准备，太子姬发终于举兵了。

    那一年，姬发郑重邀集诸侯在孟津合兵，讨伐商纣政权。可是，在大军渡过大河后，姬发却下令回军，使这次讨伐壮举变成了一场大军游行，被后世称为“孟津观兵”。历经九年精心准备，浩浩大军已经渡过了黄河，而且所有参战诸侯都是众口一词——纣可伐矣！当此之时，为什么姬发突然中止了灭商之战？

    史料留下的答案，仅仅是姬发的一句话：“女未知天命，未可也。”

    果真如此简单吗？综合种种史料分析，周武王的临阵退兵，有两方面的实际原因：其一，对具有强悍尚武传统的商王国的根基与实力，周武王决策层尚存疑惧之心；尤其是一批殷商杰出重臣尚在，周武王不愿贸然进兵。其二，首次出兵的初衷，原本在于试探天下诸侯是否真的叛商从周，而不在于真正作战，预演之后，适可而止。

    但是，从更为广阔的精神层面来说，则有更为深刻的原因。

    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与东汉王充的《论衡》中，都有这样一则故事：孟津观兵之后，姬发在太庙卜室请卜师钻龟，以问商纣何时可伐。此时雷声大作，暴雨骤然连天大作。吕尚带剑大步走进，上前猛然踩碎了龟甲，回身对武王拱手高声说：“枯骨死草，何而凶！”姬发浑身一震，肃然正色躬身，立即作出了决断：起兵伐商！

    这是周人退兵精神层面的原因——笃信神秘预兆。

    在华夏近古大族群中，周人的神秘理念最为深厚，最为自觉。虽然，所有的近古族群都在一定程度上信奉神秘现象，信奉神秘预测。殷墟大量甲骨文卜辞的出土，就证实了这一点。但是，无论是夏人族群，还是商人族群，抑或是秦人族群，其神秘文化都还停留在经验与传统的意义上，相对简单粗朴。周人则不同，他们的特殊之处在于将一种隐秘模糊的精神意识，化为了深邃的理论，更实际化为了一种可简便操作的预测手段，使神秘理念及其操作方法大大普及，成为了社会文明的有机构成。

    吕尚破坏太庙占卜的勇气，既来自商人族群奔放开阔的思维，更来自大政治家、大军事家讲求实际的精神。在中国原生文明史上，吕尚开创了另外一种人文传统——反神秘化，以大道正义为行动根基，摒弃以吉凶祸福为行事抉择标准。在后来的战国时代，这种反神秘化的精神大大张扬，成为诸子百家的普遍意识，成为变法革新大潮的精神根基。

    显然，基于周人的神秘文化传统，姬发在孟津所说的天命之言是真实的。

    另一方面的精神原因，是族群性格。周人族群是与生俱来的农耕族群，秉性厚重谨慎，又具有相对自觉的谋略意识。这种族群性格所积累的历史经验是：没有绝对的必胜把握，不能真正开始灭国大战。

    与商人发动的灭夏之战比较，这一特点更加直观。

    成汤灭夏，是秘密准备好之后一战而进，张扬豪迈地在战前公然宣示：“吾甚武……号曰武王！”阵前誓师大会，商军与诸侯的誓词是充满阳刚血气的——“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完全是同归于尽同仇敌忾的拼命复仇精神。成汤发出的军令也是，“不从誓言女……无有攸赦！”显然，这是一场激情与义愤一起燃烧的讨伐战争，一旦大军发动，不可能看到后退撤军的影子。周人灭商则不然。长期秘密准备，多方谨慎试探，大军临阵回师，姬发九年不王。第二次进兵之前，仍然要占卜吉凶。一直到真正出战前的誓词中，周武王还是谨慎地打了预防针，说灭商之战“不过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勉哉夫子！”这几句誓词的意思是：即或这次打败了，也不能灰心，要准备对商一次又一次的长期作战。血战在前，尚有如此冷静之心，周人之性格特质可见一斑。

    灭夏方式与灭商方式的不同，是商周两大族群性格的差别，也是文明内涵的差别。基于农牧渔猎商旅文明的根基，商人族群的秉性是动态的、激情的、豪迈而开阔的。基于单一农耕文明的根基，周人族群的秉性是静态的、厚重的、顽韧而谨慎的。

    不同的生存方式，铸就了不同的文明形态，不同的族群性格；不同的文明形态与族群性格，又铸就了不同的社会精神，不同的国家活动的历史命运。

    这，就是现实生存与人类精神交相激荡的历史法则。

    3.牧野灭商的战争方式

    两年后，灭商之战终于真正发动了，战场就在朝歌郊外的牧野之地。

    牧野之战的结局是人所共知的。牧野之战的具体进程，却已在沧桑岁月中模糊不清了。史料留下的灭商战事的谜团，主要是四个方面。

    其一，双方参战兵力究竟多少？

    当今的一种说法认定：武王灭商的周军人数很少，不过万人。战国以来的古典学者的普遍看法则认为：周方联军人数当在50万上下。其中，周军主力8万上下，其具体构成是：战车300辆，一辆战车编成步兵百人，则为3万人；独立编成的甲士45000人，虎贲3000人。其余诸侯联军，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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