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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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武装力量，大体在数万人至十万人之间。在加冠大礼之前，他们以各种名义分别进入雍城、咸阳，聚集埋伏，以待兵变号令。
这时，事实上已经成为平乱中枢的秦王嬴政，以三方面力量紧急应对兵变。
一方力量，秦王嬴政亲自率领随从护军、内侍宫女等，在雍城蕲年宫抗击乱军。
另一方力量，预先在咸阳部署就绪的王族大臣昌平君、昌文君，秘密调集王族大臣府邸的护卫兵力与精壮人口，以及王城内侍、宫女等为临时兵力，攻杀咸阳乱军。
第三方力量，王翦与蒙恬在外围发动的可能的支援力量。
这场平叛战争，秦国的主力大军究竟有没有以某种方式介入，史料没有记载。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形，秦王嬴政与将军王翦、军旅世家蒙氏家族，都有着紧密的关系，加上又有吕不韦在事实上的支持，我们合理推定，很可能有秦军的一部分以某种形式介入了平乱。因为，这场兵变的平定，没有出现任何波折，嫪毐集团非但很快全面溃败，而且，连逃出关中的可能都没有实现。可见，秦王力量之广泛。
平息叛乱后，秦王嬴政立即下令：活擒嫪毐，赏钱百万；杀死嫪毐，赏钱五十万。
数日之内，嫪毐与乱军将领官员20余人，全部在逃窜中被“秦人”活擒。
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范围兵变，就这样被干净利落地平定了。
平定嫪毐兵变，是秦王嬴政走上政治舞台的一场血与火的洗礼。
之后，嬴政“加冠带剑”，收回了标志权力格局的各种秦王印玺，完成了亲政大典。《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将“王冠，带剑”写于“上宿雍”之后，嫪毐兵变之前，只是叙述的方便，而不是说，秦王嬴政在四月先举行了冠礼，再平乱。因为，这里有一个政治逻辑关系是无法逾越的。如果秦王先行冠礼，必然收回印玺，如此，嫪毐的以“秦王印玺”调兵，也就是“矫王玉玺”的事实，就不可能发生了。
平定嫪毐叛乱，是秦国后期最为重大的一次政治转折。
当时的实际形势，是非常严峻的。举朝大臣丧失权力，连吕不韦这样的强势丞相，也被全面架空。太后赵姬霪乿不休，神智几近愚昧，随意挥洒爵位封地，以河西晋阳地区（今太原地带）全部作为嫪毐封地，使嫪毐势力急剧膨胀。一批秦军将领与官员，也都投奔了嫪毐集团。嫪毐本人粗蠢狂妄，具有赤裸裸的原始性，随时都有发动兵变，搅乱并毁灭秦国的突如其来的危险。历史地看，面对涉及如此深广的一场乱局，任何一个尚未亲政的寻常的年轻君主，几乎都是无能为力的。
只有年轻的秦王嬴政，独能冷静、果决、勇敢地应对，在危急时刻成为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尚未亲政，而能策划并实现平定兵变，这一政治实践证明，秦王嬴政是一个极其罕见的政治天才，他一出现于历史舞台，就在大乱之局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意志与才华，获得了秦国朝野的一致拥戴。
此后，在秦王嬴政的主持下，嫪毐兵变事件迅速结案。嫪毐被车裂，灭族。参与兵变的将军官员二十余人，全部被判处斩刑，其家族并其余参与叛乱者四千余家，被分别判处流放巴蜀、宗庙苦役等刑罚。
秦国的乱局安定了。可是，更为深刻的政治危机又再次来临了。
承担大一统使命的秦国，注定要经受全面而深刻的历史锤炼。
帝国序幕：诀别吕不韦集团
1 秦王嬴政与吕不韦的鸿沟
接踵而来的政治危机，是年轻的秦王与文信侯吕不韦之间出现了鸿沟。
吕不韦与秦王之间，有两道鸿沟，一道是历史性的，一道是现实性的。
历史的鸿沟，是吕不韦“私进嫪毐”引起的政治灾难。乱国巨奸嫪毐，所以能以假宦官身份进入太后宫“侍奉”太后赵姬，是吕不韦一手策划并操持实现的。背后的原因是，秦庄襄王病逝后，吕不韦与太后赵姬私通。已经认识到少年秦王过人天赋的吕不韦，深恐秦王成人亲政后觉察自己与太后的私情而对自己不利。但是，立即断绝与太后的私情，又怕赵姬因不耐寂寞而迁怒于自己。于是，急于脱困的吕不韦，寻觅到一个有着巨大阳巨的市井无赖嫪毐。之后，吕不韦利用摄政权力，假称嫪毐是既成事实的宦官，绕过了王城的宦官检查制度，将嫪毐秘密送入了太后寝宫。
吕不韦曾经的作为，有两个污点，一是与太后私通，一是私进嫪毐。
就第一桩事实来说，在当时并不是多么严重的罪责。整个春秋战国时代，风习奔放，礼教远未如后世那般成为人性桎梏。其时，男女情事很少禁忌，权势大臣与前任国君之遗孀，也就是与太后两相私通，并不少见。甚或，大臣与在世国君的妻子，也就是与王后两相私通，都是相对常见的事，史料也多见记载。虽然，这种行为是违背礼法的。但是，只要不成为公开的丑闻，只要不导致重大的政治灾难，各国都不看做是必须揭露处置的严重事件。包括私进嫪毐，使正在中年的太后满足性欲，本身也是可罪可不罪的事，弹性极大。否则，吕不韦也不会如此设计自己退出太后宫闱的方略。
吕不韦的两桩事实，所以在性质上发生了巨大变化，根基在于后续的政治演变。
嫪毐兵变发生后，吕不韦曾经的两桩事实，就成为自己可能的灾难根源。连带追究，就远远超过了君臣私通而仅仅违背礼法的意义。因为，吕不韦的作为，直接导致了天下最大的宣霪乿国丑闻，非但给秦国王族带来了难以洗刷的耻辱，而且给国家带来了空前的政治动荡，引起了举国不满。嫪毐兵败，举国民众军士出动缉拿，其党羽四散逃亡，最终却无一漏网。这一事实已经充分说明，当时的秦国社会对嫪毐集团是何等的深恶痛绝。在这样的政治大形势下，依照秦法，吕不韦的连带责任是一定要追究的。
现实鸿沟，是《吕氏春秋》新生的治国理念大冲突。
吕不韦由商入政，是一个非常有独立思想的大政治家。
在整个战国时代，商贾出身的大政治家有两个，一个是魏武侯时期的白圭，另一个就是吕不韦。两人相比较，吕不韦的实际成就与政治理论，都比白圭要高出许多。从政治实践看，吕不韦进入秦国，先在秦昭王病逝、秦孝文王病逝的两次艰难时刻，与当时的丞相蔡泽一起，安定了政局。此后，从秦庄襄王元年任开府丞相，直到秦王政七年被赵姬嫪毐架空，吕不韦实际全面统领秦国政务十年有余。这十余年之中，恰恰又逢两大政治危机相连：秦庄襄王病逝，秦王政少年即位。
除去最后的嫪毐事件，秦国在低谷时期的危机，都是吕不韦引领秦国渡过的。
吕不韦治国方式的独特，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宽和养息，二是有序出新。
从吕不韦领政期间的实践看，吕不韦治秦的着力点，不是僵硬地维护秦法，而是相对注重弥补秦法的疏漏，尤其是执法的过分刻板这一点。譬如，吕不韦时期在奖励耕战之外，也大大发展了秦国的商旅贸易。而且以秦王名义，给有重大贡献的巴蜀商人寡妇清建立了怀清台，给北地郡大商乌氏倮封了比较高的爵位，公开鼓励商业的发展。同时，吕不韦注意了在低谷时期减少用兵，减少征发，使民众在连绵大战之间有所休息。虽然，吕不韦不可能在当时的秦国公开提出“宽和养息”的政略，但是，他的政治实践已经充分蕴涵了这一方向。
所谓有序出新，是两个方面。其一，吕不韦时期整肃了秦国政务，有效克服了自秦昭襄王晚期开始的由于没有出色政治家领政而导致的政务积压，国政混乱，使秦政重新恢复了高效有序的流转。在法度整肃之外，又增添了一种管理意义上的流畅性。
其二，吕不韦在兵器生产等领域，以自己丰厚的商业经验与超一流的管理水准，建立起了统一的标准化生产制度，使秦国的军事工业大大出新，远远领先于山东六国。今天，我们在兵马俑坑发掘出的难以计数的箭镞，都是同一个标准尺度。而且，大型器械上都刻有“相邦吕不韦”与监理者、制造者的名字。这些珍贵的发掘物，就是两千多年前吕不韦时期开创的标准化生产的实物。
看到它们在两千余年之后依旧粲然生光，我们如何不为之惊叹呢。
2 吕不韦主持编撰治国大百科全书
吕不韦的治国方式，植根于他组织门客编撰的《吕氏春秋》这部大书。
我们得先来看看，《吕氏春秋》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先看书名——《吕氏春秋》。“吕氏”两字，显然是一种归属界定，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则，这部大书是以吕不韦治国理念为主导的；二则，这部大书是吕不韦组织编撰的。“春秋”这个词，原本是西周时期各诸侯国史官所记录的国史资料的普遍名称，这里只是借用其寓意而已。
古老的史料史书，为什么叫做“春秋”？
就实际而言，其语意起源，在于夏商西周三代以至春秋中期，国家大事，尤其是战争，大体都发生在春秋两季。冬日严寒，百事收敛；夏日酷暑，更兼农忙。许多军国大事在这两个季节都无法进行，或者自觉取消。所以，记载国家大事的史料，或者史官与学者个人撰写的史书，用“春秋”两字概括，既简洁形象，又符合实际。因为这一传统，后来孔子编撰的鲁国史，也使用了“春秋”这一既定名称。就是说，史书以“春秋”命名，并不源于孔子，但却彰显于孔子。自孔子编撰《春秋》之后，“春秋”之名便成为史书的代称了。
但是，吕不韦编纂的著作显然不是某一国史书，为什么要叫做《吕氏春秋》？
这部大书的总体结构与基本思想，为我们揭开了这个命名秘密。《吕氏春秋》全书20余万字，是中国先秦时代规模最大的著作之一。这部大书的总体结构是3部26卷，其构成全貌为——第一部 纪部，共分12纪，26卷；每卷5节，共60节 第二部 览部，共8卷，称为八览；每卷8节，共64节 第三部 论部，共6卷，称为六论；每卷六节，共36节 三部之中，第一部规模稍大，但大体各占全书的三分之一，结构很整肃。
这部煌煌大书，都在说什么？让我们先看看，每一部的基本点是什么。
先看第一部，也就是纪部。其名称含义，是取“纲纪四方，梳理政事”之意。实际内容，是将一年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所拥有的十二个月，分为十二纪。依据数千年形成的传统与经验，详细叙述每个月应该进行的国家政务，以及每个月必须由官府督导的民生大事。第一部的宗旨，是按月划定国事纲目，以明确轻重缓急。从实际方面说，这是吕不韦为治国理政所制定的一部政治月历表，在当时具有非常巨大的实用价值。
再看第二部，也就是览部。其名称含义，取“天斟万物，圣人览之”之意。实际内容，是从总体上论述为政治国的理念。理念的确立根基，是每卷开首叙述的天地万物的构成与运行法则。围绕这一法则，再对治国理念进行纲要性论述。所以，第二部是全书的根本理念表述，也就是吕不韦政治思想的总纲领。吕不韦诸多根基理念，都是在八览部提出的。
第三部，也就是论部。其名称含义，取“权衡论说，而后立规”之意。实际内容，是论述评判政治核心阶层——君臣之道，以及潜在的政治阶层——士人的立身持节价值准则。针对国君的论述，有《察贤》、《期贤》、《壅塞》、《当赏》等节。针对臣子的论述，有《贵直》、《直谏》、《有度》、《分职》等节。针对士人的论述，有《不苟》、《自知》、《博志》、《士容》、《务大》、《知化》等节。这些做人做事的价值观，当然都同时具有普遍性，而不仅仅是纯粹针对某个阶层的。所以，“六论”这一部，可以看做是吕不韦对政治人格的要求，以及对人世风习、做人做事准则的价值评判体系。
全貌之外，必须提及的一点是，《吕氏春秋》独特的论述方法。
无论是“八览”、“六论”，还是“十二纪”，都有一个共同的论述方式，先说道理，再讲此前两千余年以至春秋战国的相关案例，以提供这种立论的历史证据。所以，《吕氏春秋》既包含了吕不韦对治国之道的理论总结，也包含了极其丰厚的寓于无数历史故事之中的个体政治经验。在当时，要达到对此前数千年政治经验的搜集整理，绝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吕氏春秋》所以能事事举证，没有强大的以门客形式聚集起来的人才力量，是不可能实现的。赫赫大名的李斯，当年就曾经是《吕氏春秋》的主要编撰者之一。
如此一部大书，堪称当时的治国大百科全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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