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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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具有标志性的重大意义——秦王嬴政在急剧的政治风雨中迅速走向了真正的政治成熟。自此，作为伟大政治家的秦王嬴政走上历史舞台，终其一生，错误少见。
上述三件大事中，埋藏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经济决策——郑国渠的上马。
这一决策的引出，直接源于政治事件。因为罢免吕不韦丞相之职的必然清查，发现了吕不韦领政时期任用的韩国水工郑国的“间人”身份与“疲秦计”。秦王嬴政怒不可遏，当即颁发了荒唐的“逐客令”，全面驱逐山东人士。之后，李斯上《谏逐客书》，秦王嬴政清醒悔改，收回成命，再度回到坚持重用山东人才的道路上。至此，引泾工程及其主持者郑国的问题，正式浮出了水面，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我们先来将零星闪烁的史料联结起来，推断出郑国渠的前期脉络——
首先，吕不韦有效领政的前七年之内，韩国派遣水工郑国入秦，实施疲秦计；
其次，郑国拜见吕不韦，提出了引泾水利工程的可行性谋划；
再次，吕不韦认定这一工程有利秦国，决定该工程由郑国主持筹划；
第四，工程全线勘察以及渠口修建等初期筹备，在此后两三年内完成；
第五，吕不韦后期，因嫪毐集团乱政，无法征集大量民工修建主干工程；
第六，嫪毐主政时期，种种乱象掣肘，引泾工程事实上成为被搁置的半拉子工程。
上述六个阶段呈现的基本事实是，郑国渠的上马决策，及其渠口开端工程与相应的前期筹备，都是在吕不韦有效主政的前七年之内完成的。但是，从泾水出口东达洛水的四百余里干渠，以及进入农田的大量支渠、毛渠灌溉网，都还没有修建。也就是说，引泾工程最耗费人力的主体部分，事实上还没有动工。实施这一工程最大的困难，就是需要几乎整个关中的全部人力。正因为引泾工程巨大的人力需求，韩国才将这一工程定为“疲秦计”，并且派出最著名的水工，诱使秦国上马这一工程，欲图将秦国拖垮。
以当时的现实考量，摆在秦王嬴政面前的问题很尖锐，也很急迫：上不上引泾灌溉这个“半拉子工程”？用不用郑国这个“间人”水工？工程若成功，自然对秦国有巨大的利益；可是，工程若不能成功，则秦国就此将陷入泥潭。利益与风险，几乎是同样巨大的。况且，这时的秦国，面对的是一个战争多发时代。对于任何一个决策者，要在战时社会下决心动用腹心地带的全部精壮人口去投入一个巨大的工程，事实上都是很困难的。
遗憾的是，史料没有给我们留下当时秦王决策的直接记载。
史料呈现的事实是，郑国得到了重用，成为统率引泾水利工程的重要大臣。紧接着，秦国征发了关中腹地的几乎全部精壮人力，在一年或一年多的时间内完成了引泾工程。并且，正式将这一工程定名为“郑国渠”。
相比于战国初期山东六国沟通黄河与淮河的鸿沟、引漳灌邺等水利工程，郑国渠主体工程的完成速度是惊人的。即或从吕不韦的筹备时期算起，有效施工期也只有四年左右的时间。这一不可思议的速度展现出的要害事实是，在罢免吕不韦之后，作为最高决策者的秦王嬴政，并没有因人废事，而是敏锐认识到了引泾工程对秦国再度振兴的重大基础意义，正确处置了“郑国间人”事件，毅然决定工程重新上马，从而一举打开了秦国的经济困局。
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依据《史记》记载，这时的李斯已经开始被重用了，这就是“李斯用事”。但是，李斯究竟在什么重要岗位上，以至于达到要害位置才使用的“用事”概念，《史记》却没有指明。依据当时的实际，最大的可能，就是李斯与郑国一起领导了引泾灌溉工程——李斯领民政并统辖全局，郑国领专业工程。由此，李斯建立大功，开始进入秦国政治高层。
要了解郑国渠对秦国的重大意义，我们首先得明白战国末期的农耕自然条件。这个条件的基本点，是农耕经济所依赖的水利工程的状况。自远古直到战国初中期，华夏世界水情的基本方面是，水多成灾。无论当时的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都是水患连绵，洪水之害远远大于缺水之灾。大禹治水之后的千余年，水情基本格局仍然没有变化。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华夏世界关于水的使用理念，才有了一个总体说法——益水。
所谓“益水”，就是可以被人利用而很少泛滥成灾的江河湖泊。与“益水”理念相适应，流传久远的所谓治水，所谓防川，也都是指治理江河水患灾害的，并不包括对缺水灾难的治理。也就是说，那时的水利工程，主要是疏导河流，减少、防止或根治水患，预防旱灾的重要性尚未被人们认识。秦昭王晚期修建的蜀郡都江堰工程，就是以治理四川盆地的水患为主要目标的。
农田灌溉这一课题，在战国之前基本上没有进入国家水利工程的视野。
自战国初期开始，由于气候变化，旱灾现象渐渐增多。干旱对农耕的威胁，才引起了一些率先变法的大国的警觉。魏国初期修建的沟通黄河与淮河的鸿沟，西门豹、史起先后修建的引漳灌溉工程，秦国上将军白起攻入楚国后修建的四十余里白起渠，都是为解决旱灾问题的。从战国中期开始，黄河流域的干旱现象更为频繁。战国末期，黄河流域的干旱现象一度曾经十分严重，不但覆盖了中原的魏、赵、韩三国，也覆盖了秦国大部分地区。
秦国的旱情，以关中最为严重。
其时，整个关中平原的农耕状况，以对渭水及其支流的利用为区分依据，呈现为三个大块的不同情况。第一大块，以雍城、眉县为中心的关中西部，是秦国在春秋时代与战国初期的根基地带，有秦穆公时期的长期着意经营，就近利用渭水的小型灌溉工程相对充分，受干旱威胁较小。第二大块，关中中部、东部的渭水以南区域，远接秦岭，有源自秦岭的诸多河流北入渭水，水源条件非常好。但是，由于当时这一区域的气候温润，大多被森林覆盖，故此多为王室园林或驻军基地，可耕地很少，无法成为关中的农耕基地。第三大块，自泾水出山口开始，东去直达北洛水的关中中部、东部的渭北区域，集中了当时关中平原绝大部分农耕土地，是秦国最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是当时秦国农耕经济的支柱地区。无论历史还是现实，人们通常所说的渭北地区，就是指这一区域。
渭北地区在当时的状况是，灌溉条件最差，受干旱威胁最大。
关中多河流，直至西汉时期，还有九水十八池之说——有9条大河流，18处湖泊。其中的泾水、洛水等，都流经渭北地区，这些大河的小支流更是纵横交织。从水资源意义上说，渭北地区并不是缺水地区。但是，从农田耕耘来说，此时的渭北恰恰又是干旱频发的地区。其要害原因，在于两处。
第一个原因是渭北多塬坡丘陵，大河小河大都从山坡下的沟谷流过，无法上行，更无法引入农田，从而形成了大量的近水旱田。一旦干旱少雨，丘陵塬坡的农田几乎便是颗粒无收。第二个原因是渭北的地势低洼地带，又有许许多多积水湿地浸渍出的盐碱地，荒草遮天蔽日，独独不能生长庄稼，即或开垦出来也无法成为农田。有此两害，当时的渭北地区只能是完全地靠天吃饭，秦国的农耕经济也无法拥有坚实的根基。
郑国渠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恰恰同时解决了渭北地区的这两大难题。
首先，郑国渠修建于高坡山塬，从泾水出山的渠口直到北洛水，四百余里干渠全部行进于高坡地带。如此，支渠水流从高处而下，可以普遍解决近水旱田的缺水问题。其次，泾水清澈，上灌下排，可以普遍改善盐碱地，甚或彻底治愈盐碱地灾害，提供大量可以开垦耕耘的农田。
据今日郑国渠遗址纪念馆的历史资料推算，当时修成的郑国渠，干渠东西全长四百余里，大小支渠、毛渠大约三千余条，“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关中渭北地区的二十余县直接受益。惟其如此，自郑国渠建成，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迅速成为名副其实的金城天府，使秦国农耕经济实现了真正的历史性跨越。
郑国渠的修建，对秦以后两千多年的关中水利工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有理由对秦王嬴政时期的这一伟大水利功绩，保持最充分的历史尊敬。
3 力拔新人。重整政治格局
嬴政13岁即位，至22岁亲政的10年之内，秦国的政治格局非常混乱。
当时的政治格局是，三驾马车各行其是，大臣将领无所适从。这三驾马车是：其一，以虚位秦王（嬴政）为轴心的王室系统；其二，以文信侯吕不韦、纲成君蔡泽为轴心的丞相府系统；其三，以太后赵姬与长信侯嫪毐为轴心的雍城集团。这一时期的秦军系统，有政治言权的高层主要将领有上将军蒙骜、左庶长王龁，以及曾经先后担任过东出大将的桓龁、王陵、麃公、樊於期四人。其间举兵叛乱的长安君成蹻，属于王族大臣领兵，不是秦军的常任将军。
到秦王嬴政亲政，嫪毐赵姬集团、吕不韦蔡泽集团先后退出秦国的政治舞台。作为最高决策轴心的王室，以及作为秦人族群轴心的嬴氏王族，已经渐渐稳定下来。这时，秦国政治结构中最大的问题，是三个方面：
首先，王族群体还没有形成以新秦王嬴政为轴心的强大的根基力量。
王族大臣长安君成蹻的兵变叛乱，太后赵姬的被囚禁问罪，牵扯诸多王族成员触法戴罪，或被贬黜，或被放逐。昌文君、昌平君等因联姻而进入秦国的高爵外戚大臣，虽然曾经拥戴秦王，但此时也离开了秦国。这一时期的秦王嬴政，只有22岁，尚未有子女成人，不足以构成实际的政治力量。凡此等等都说明，此时的嬴氏王族，还没有凝聚成强大的核心力量。
其次，秦军结构已经严重老化，军队缺乏各阶层人才，尤其是统帅人才。军队的结构老化，主要表现有三个特征：其一，将领阶层老化，缺乏新的将军阶层，更缺乏具有统帅品格的军事家统领全军；其二，因为多次军事失败以及内部兵变、政变等因素，秦军军力已经严重受损，总体规模缩小了许多，急需补充；其三，因连续保持战略守势二十余年，职司秦军总后援与边防要塞防守的国尉府系统，也没有杰出的统御大才，给重振秦军带来很大困难。
再次，最高决策层与国家权力运行系统，更见人才缺乏。
在秦国高层权力中，缺乏具有大政治家品格而能统领国政的开府丞相，国家政事系统难以高效运转；其次，缺乏具有战略家才能的大谋略家，对外大争没有各个方面的统御人才；其三，缺乏总领经济民生的专业大臣，诸多民生难题难以有效解决。也就是说，高层权力的方方面面，都缺乏杰出的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但是，这一层面的人才状况，恰恰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架构，也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历史命运。
这时的秦国，最为紧迫的问题是新的政治架构的建立，是人才问题。
（1）王翦、李斯、蒙恬三大才，最早进入秦国的新政治架构 在嬴政即位的前九年里，王翦、蒙恬、李斯这三个后来的骨干大臣，已经进入了嬴政的视野，并在多头政治的复杂背景下，与嬴政结成了事实上的政治同盟。
先说王翦。《史记·王翦列传》对王翦的早期经历，只有一句话：“王翦，频阳东乡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此后，便直接到了嬴政亲政两年后，“王翦为将”，开始对赵作战。《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王翦出场，则直接从嬴政十一年的攻赵开始，没有前期经历。这一简单记载，说明了几个基本方面的事实。其一，王翦在当时是三十岁上下的底层或中层将领，军权不大，但却有将才之名，否则不足以被嬴政知晓；其二，因为某种具体遇合，王翦投入了嬴政阵营，即所谓的“事秦始皇”；其三，王翦对年轻的秦王曾经有过实际的谋划之功，否则，不足以在后来被嬴政尊为“秦王师”。
蒙恬，与秦王嬴政年岁大体相当。其时，蒙恬的祖父蒙骜是秦国上将军，蒙恬的父亲蒙武是秦军大将。蒙恬、蒙毅兄弟，是蒙武的两个儿子，都是少年才士，颇有名望。当时的秦国，正在政治混乱时期。以嬴政的政治智慧，自然会寻求与军旅世家蒙氏的种种接触机会，寻求尽可能的政治结盟。如此背景之下，尚未加冠入官而正在修习“狱典文学”的蒙恬，是秦王嬴政与蒙氏接触并且结盟的最好入口。这，应该就是《史记》所说的“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的缘故了。
李斯，楚国上蔡人，以荀子学生之身入秦，其目标本来就是“西说秦王”。可是，当时是吕不韦领政，秦王嬴政尚在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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