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替维维擦手，手指光溜溜的，的确没有看见那枚三色戒指。克罗迪娅，我这才明白维维说那番话是什么意思，不由叹口气，心说这都不理解，她就是冲着你孙嘉遇也在那里才去参加舞会的。

    孙嘉遇跟着叹口气，“维维喝醉了会胡闹，你要辛苦了。”

    “她喝成这样你不心疼？”

    “我比较心疼你。”他翘起一边嘴角看着我笑，调笑的意味极浓。

    他笑起来真是好看，牙齿雪白，五官标致，眉眼的轮廓象极了高加索人，却有着当地人比不了的细腻。所以明知道他在占我便宜，一边面孔还是不争气地热辣辣发麻。

    “那什么，上回在七公里市场……那件事儿，谢谢你。”我强作镇静。

    “承蒙不弃您还记得我，真让人感动。”他利索地干掉一杯咖啡，“我把你交给警察的时候，你可是一句话都不会说，死死抱着我不肯撒手，只会流眼泪。”

    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脸迅速地红了，简直不敢看他。那段时间的记忆，对我来说一直是个残片，就像人喝醉了酒，事后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自己曾做过些什么。

    我嗫嚅着岔开话题，“还有签证，你帮我一个大忙，也没机会当面说谢。”

    “这话我爱听。”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你打算怎么谢我？”

    我接不上话。这人顺竿爬的水平倒不坏，想起维维说她只要他对她真心，想起那个细腰长腿极尽妖艳的当地女孩儿，我沉下脸。

    “记着啊，你欠我一顿饭，我保留随时追债的权利。” 他很识相，抓起大衣开门走了。

    天快亮的时候，彭维维醒了，在床上反复辗转，痛苦不堪地呕吐呻吟，我跑进跑出地服侍着，为她擦脸抹手，换床单拖地板，累得腰酸背痛。

    她睁开眼睛，仿佛不认识我，沙哑着声音说：“你去睡，我没事儿。”

    “维维，我不认得他，昨晚是个误会，真的。”我急急地解释。

    “算了，不关你的事儿，是我自己犯贱，对不起。”她疲倦地微笑，化妆完全糊掉，一大半眼影洇在下眼睑上，另一半全抹在雪白的枕套上。

    那张脸依然漂亮，美丽的眼睛里却带着煞气。我不敢胡乱说话，只能顾左右而言它，“起来洗个澡，吃点儿东西再睡吧。”

    她躺着没动，眼圈乌青，象大病过一场。“你知道吗？”她笑得似乎很欢畅， “我以为他是路易斯，没想到他是莱斯塔特。”

    我一下笑出声，“你个白痴，真以为自己是克罗迪娅？”

    “赵玫，你可千万别碰他，那不是人，是个混蛋，简直人尽可妻。”

    我唯唯诺诺着答应，她打了个呵欠，终于又沉沉睡去。

    上午有两节语言课，我不想错过。窗外曙光初露，补觉是不可能了。此刻倒下，不到中午十二点甭想起床，我索性换上跑鞋出去晨练。

    一路穿过半圆广场和著名的“波将金”台阶，沿着海滨大道一路跑下去， 对面有跑步的人经过，目光在我脸上长时间地驻留。我没有在意，冲他笑了笑，两人擦肩而过。

    落叶在脚下刷刷作响，早晨的空气寒冷却清冽而纯净，弥散着海洋的气息。身后有脚步声追了上来，我回头，清冷的空气里看到一脸和煦的笑容，犹如春日午后的阳光。

    “早安。”他用英语说，“我是安德烈. 弗拉迪米诺维奇，还记得我吗？”

    我仔细辨认片刻，差点失声叫出来：“小蜜蜂……”

    真的是他，不过今日完全便装，笑容温柔，完全没有警察局里故作冷酷的模样。

    安德烈，奥德萨市警察局刑事犯罪科的警员，今年二十五岁，毕业于奥德萨国立大学。这是他的自我介绍。

    此次邂逅之后，他像是对我发生了浓厚兴趣，每天清晨都会在“波将金”石阶的尽头等我一起锻炼，逼得我天天按时起床和他会合。混得熟了，有时候下了课，也会和他一起去快餐店吃顿饭。

    我大概是有严重的“制服诱惑”情结，曾经因为对德国军服的崇拜，被人在网上狂砸过板儿砖。而安德烈平时干净得象个学生，穿起警服就帅得难以形容，深邃的蓝眼睛在帽檐下带点冷冷的神情，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警察。

    不过比起中国人的伶俐，安德烈和大部分东欧的同龄人一样，有点没心没肺的纯朴，思维总是直来直去，好象脑子里缺根弦。

    他开着一辆二手“拉达”，前苏联的著名国产品牌车，四四方方一个壳，乌里八涂的颜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虽然他并不承认这是辆破车，可北京街头曾经一块二一公里的破夏利，都比他的车整齐。

    他为此严重抗议：“拉达也曾是世界十大汽车品牌之一。”

    我不跟他争辩，只是问他，“听说你们做警察的，黑钱收得很厉害，黑社会都黑不过你们，你怎么窘成这样？”

    安德烈的脸慢慢涨红了，无意中提高了声音，“玫，我希望你向我道歉，我不知道你从哪儿听来的消息，但我从没有起过任何渎职的念头，我很骄傲我是个警察。”

    “对不起，”我没想到他这么敏感，连忙认错，“我言重了。”

    “你应该道歉，玫，你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子，我喜欢你，可是你不能误解我。”他说得很认真。

    安德烈真是个英俊的男孩儿，连生气的时候都让人心折，我把手插在裤兜里，看着他笑，“安德烈，你真象个孩子。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近墨者黑，总有一天，你会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他叹一口气，无可奈何地望着我，“也许你说得对，警局已经三个月没有发薪了，人总要活下去。”

    他说的是实情。一个警察的起薪，通常只有四百格里夫纳（乌克兰货币），不到八十美金。

    二零零二年的乌克兰，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平均收入仍低于国内，物价却比国内高出一倍有余。进入天寒地冻的冬季，蔬菜瓜果更是贵得让人乍舌，西红柿每公斤接近八个美金，黄瓜则超过十二个美金。我每月有二百多美金的生活费，也只能偶尔打打牙祭，而当地人的餐桌上，仅有土豆、洋葱和胡萝卜，吃到人反胃。

    我耸耸肩，学着瓦西里的口气说：“算了，安德烈同志，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跟我走，我请你喝酒。”

    “真的？”他喜出望外，看得出是真正高兴。我走过去接受他的拥抱，然后把手臂穿进他的臂弯。

    来乌克兰四个月，对斯拉夫民族表示亲热的方式，我从最初的惶恐已经逐渐适应，但和男性实施起来还是不大自然。不过在安德烈面前，我总是控制不住地言行轻佻，也许是他太实在，很容易就让人消除戒心。

    酒馆里人声嘈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