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秋穆在她自己的村子里还有别的男人,要是让高家村的群众知道了,那未免也太有损工作队员们的形象。
秋穆也觉得她跟林馨玥假装谈恋爱,点到为止就行了。刺激杨成林也就刺激一下儿,让她意识到她完全没必要缠着林馨玥就已经达到目的了。而至于让她跟秋穆结梁子,就是过犹不及,反而办坏事儿了。
可是林馨玥似乎并没有要结束的样子。他照样天天跟秋穆黏在一起,甚至比之前更甚。之前他是要做给杨成林看,而现在似乎变成了要让整个工作队的人,外加那些来找工作队办事儿的群众都看见的模样。
这让秋穆经常觉得尴尬。应付一个经验不足的男孩子倒是没什么难的,可是她每次跟林馨玥在一起时被别的工作队员看到,他们的目光都像是针一样在她后背扎着。甚至向来跟她一同属于“少数派”的崔濂和于默杰都觉得他们俩这样不好,私下里还跟秋穆谈过这事儿。
秋穆自然不能拆穿林馨玥,只好解释道:“我们俩也没耽误什么工作,这样谈不上有什么错吧?现在都是自由恋爱了,城里的青年人自由恋爱,农村的青年人也自由恋爱,群众看见了不会说什么的。”
可是她还是觉得必须得跟林馨玥谈谈。他到底是想达到什么效果呢?既然杨成林已经不缠着他了,这场“戏”也就没必要再演下去了吧。
一天吃午饭的之后,按照“惯例”秋穆是和林馨玥在一块儿吃的。这天午饭吃的是野菜饼子,里面加了调了豆酱的豆腐末儿,吃起来竟然还有点儿肉味儿,让人吃着心情不错。
秋穆对林馨玥问道:“林同志,你是什么打算?再这么下去,怕是整个高家村的乡亲们都会知道了。”
“乡亲们知道又怎么样?”林馨玥却说道,“比起工作队员怎么谈恋爱,群众还是更关心那些干部们都贪污了什么、能不能‘过关’。”
“倒不是群众关不关心的问题,而是——”秋穆换了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咱们也该适可而止了。”
林馨玥正吃着饼子,听到她这话却抬起头,微微眯着眼看了看她:“怎么了,难道你还怕我缠着你不放?”
“那倒不是。”秋穆不禁笑了,“你瞧,我有什么呀,对不对?”
林馨玥歪了歪头,看了看她,却又说道:“别说,你也不是什么都没有。至少,你在你们丘阳那儿不是还有三个男朋友么?”
由于近来总是在一起活动,平时聊天儿秋穆也讲过她在丘阳的情况。对于她有三个男朋友这种事儿,林馨玥倒不是很惊讶——秋穆这人无论怎么看都不像是那种能老老实实过传统婚姻生活的女人,就更别提她实际上还没完全“脱贫”,结婚对她而言也是一点儿好处都没有的。
秋穆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就故意说道:“我有三个男朋友,所以你想当第四个?”
然而林馨玥却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点了点头:“在农村做基层工作也挺有意义,学了那么些东西也该有个实践的地方,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儿。”
这下儿秋穆有点儿懵了:“哎,你不会真想跟我回丘阳去吧?”
“怎么,不行么?”林馨玥说道,“知识分子又不是高高在上的,难道只许农村人出来学习,不许解放区大学的学生到农村实践?”
“你要是为了让实践跟理论结合,那倒是件好事儿。”秋穆平和地劝道,“但你要是为了我,那还是算了吧。我也未必就是你印象里的那样儿。”
“你怎么知道你在我印象里是什么样儿?”林馨玥有点儿不高兴了,“而且,你急什么,我又没要求你娶我。你不想结婚,正好我也不想,这样不是正好么?”
秋穆一时间也找不出什么反驳的理由。她本来就是在这方面自由惯了的,愿意陪林馨玥演戏也是建立在她看这个男孩子的确还很顺眼的基础上,如果这没有带来什么其他的问题,按理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不过秋穆还是说道:“这样正不正好,我倒是不知道。可是咱们再这样整天呆在一块儿,杨同志迟早要找咱俩的麻烦。就连崔同志和于同志都觉得这样不好,都弄得咱俩不积极参加工作了,成天想着谈恋爱。”
“我不积极参加工作?我的工作就是组织高家村的夫男会,这事儿怎么比得上她们审查干部来得‘热闹’?”林馨玥却没好气儿地说道,“至于你,你就算不谈恋爱也没见着积极参加工作过。与其让你每次开会都反对工作队目前的方案,还不如给你找点儿更有意义的事儿干。”
秋穆心说,合着谈恋爱都比她在会上的发言更“有意义”?这简直算得上是种偏见了。
然而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似乎想要结束这场“戏”的提议也就不了了之了。秋穆有些无奈地想着,如果这个男孩儿想要跟她回丘阳,那回就回吧。他要是真能到基层岗位上多待一段时间,对他而言也是件好事儿。而对于丘阳而言,多一个有知识、有热情的年轻干部也是件好事儿。
作者有话要说: 秋穆:总有种被骗了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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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洞:
解放初期,中国农村都面临着普遍的问题问题:未婚适龄男青年较少。
丘阳推出[丘阳方案]:周期性地让那些受欢迎的干部到城里工作一段时间,以吸引城市男青年到农村定居。
(城里人:???)
☆、第一百四十四章:偷袭
在秋穆、崔濂、于默杰和林馨玥正忙着用四个人完成之前一整个高家村村公所的工作时,其余的工作队员对于高家村革命干部们的审查也初步得到了结果。
通过全面而细致的查账,工作队员们统计出来了高家村在清算地主的过程中下落不明的“斗争果实”。然而要给这些“果实”定价是相对困难的,因为其中的很多东西都没有详细记载,即使问当时参加了斗争地主的群众,得到的回答也是众说纷纭。
所以工作队员们就给那些“斗争果实”做了一个预估的定价。但很难说这个预估的定价是合理的,因为工作队员们常常无意识地偏向于相信那些描述模糊的物件儿是值钱货。这恐怕也是很自然的,这些东西毕竟是地主的剩余财产,而地主在众人印象中也都是十分富有的。
可是学生们常常忘了,在旧社会的农村生产力如此低下的地方,地主也只能说是相对富有,在绝对值上比起那些买办大资本家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因此,对于地主家的那些用品,也不能参考城里的那些名门贵族的“上层人士”家里的物件儿来论。如果对于这一点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么不熟悉农村的城里人就很容易把剩余财产的价值估计得过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