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了老二老三，二妹与三弟就到了京城。

    在郑白渠，那就是一个超级大的工地。加上让妹妹长点见识，于是王巨在成亲后便让妹妹去了杭州。

    王巨到京城了，京城乃是这世界最繁荣的场所，更不要说春节的热闹非凡，于是王巨写信让二妹三弟回来。

    二妹三弟便到了京城。

    “好大的房子，”王崇看着这个新家道。

    二妞神情倒也平静，无他，李家陪嫁，将延州那个宅子生生改成了一个超级豪宅，论面积，这个家远不及那个家大，论漂亮，更不及那个家。

    不过老三未看到那个新房屋，还是感到很开心的，认为这栋宅子好大。

    一家人开始张罗。

    郭氏笑咪咪地看着老二老三，摸着他们的脑袋道：“都长这么高了。”

    “见过师娘。”王崇尊敬地说。

    王巨穿到的是来到王家寨后的王巨身上，与他的那个母亲没交接，弟弟妹妹与母亲呆过一段时光，但那时两人很小，能记得的都很少了，并且这能记得的可能还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真正能享受一点母爱的，便是云岩县了。

    当然，张载看到两人，同样很开心。

    王巨让他们坐下来，王崇问道：“张公，大哥，我在杭州听说了以后朝廷科举不考墨义、贴经与诗赋了？”

    王安石科举改革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与授官挂钩，降低进士初授官，延缓授官，延缓注官是王安石推出来的，先节选考察。再授官，减少官员在任寿命，也等于变相地裁减官员数量。降低进士初授官实际从赵曙就开始了。

    第二条与教育挂钩，生员自州县学时就开始考试。逐级进入太学，逼得士子到州县学读书，太学又分为上中下三舍，上舍又分为上中下三等学生，上等生可以不经科举就可以担任官员。

    明朝的科举考试就是从此基础延伸出来的，童生必须通过县试、府试与院试才能获得生员资格，然后才是正式的科举，乡试、会试与殿试。

    明朝那个更规范一点。就是考试内容太那个了……八股文！

    因此王巨怀疑王安石推出这个制度一是为了推广教育，二则是对权贵的让步。

    因为这个学校升级制太不规范了，能制造很多猫腻，特别是太学，就在京城，让教授们评选上舍上等生，最终谁会能获得这个资格？

    第三条便是与考试内容挂钩，取消了帖经墨义与诗赋，任选《诗》《书》《易》《周礼》《礼记》为本经，《论语》《孟子》为兼经。先是这个本经一道，次考兼经与大义十道，次论。次时务策三道。

    这个本经与兼经、大义与墨义差不多，但墨义仅是一句话解释，到了王安石这里则有所不同，大义是一段话解释，本经与兼经则是一篇文章，文章的内容非是解释这句话，而是考究对这句话的理解，以求“务求义理，不求尽用注疏”“劝士为经。可谓知本”。

    再不同的则是评分诠选时最侧重本经，然后才是兼经与大义。而非是原来的诗赋论策帖经墨义次序。

    经义做好了，也未必能做好官。不过总的来说，这个改革开始注重实用性。

    现在科举改革只是一个雏形，不过考试的改革已经传了出去。

    对于原来各方面比较平衡的学子来说，都一样。对于诗赋能力差的学子来说，包括原来的王巨，还是一个好消息。但对于诗赋能力强，论策差的学子来说，则是一条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坏消息。

    王崇现在还经读书中，连解试都没有参加，不过听到这条消息后，必然会关注。

    来到京城后，立即向张载与王巨求证了。

    因为范仲淹原来科举改革未成功，张载沉吟未答。

    王巨道：“三弟，大约是有这么一回事。”

    “诗赋一起消失了？”

    “天知道呢，但介甫公为相这几年，恐怕科举不会用诗赋。”

    “若此，张公与大哥岂不是名次会更高？”

    王巨短于诗赋，张载同样短于诗赋，如果象王安石这么做，两人科举名次必然会更高，甚至王巨都可能得到状元。

    但他们不可能会重考了。

    王巨未答，道：“你来到京城，也正好，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问我，也可以问恩师。”

    经那是张载最拿长的，论策、特别是时务策，还有几人能超过王巨？

    张载面色一紧，王巨没有说什么，张载还是听出来了，王巨话外之音是这个科举改革会维持很长时间，也意味着王安石变法会维持很长时间！而不会象庆历新政那样，耍了几个月立即烟消云散……

    不过有的能问，有的就不能问了。

    能问能说的，是朝廷公开的政务，比如正式诏书里所颁布的，比如在给各州县官员参考的邸报里所说的。

    但有的就不能问有不能说。

    比如李世民的妃子徐惠弟弟徐齐聃便是因为酒后误谈禁中事务被贬，这个禁中事务便是指说了不该说的政务。再比如林冲误闯白虎堂，白虎堂是白虎节堂、帅府，然后抓了起来。

    …………

    “王巨，坐。”赵顼道。

    “谢陛下。”

    “军器监有没有整合好？”

    “还没有。”王巨答道。不过他心中在想，看来自己说的起了一些作用，否则赵顼不会这么关心。

    他只想对了一部分，赵顼是关心了军器监，但喊他来可不是为了军器监。

    “朕喊你来是询问几件事。”

    “不敢，陛下请问。”

    第一件事便是进一步裁军。

    西夏虎视眈眈，野心勃勃，又想入侵了，意味着战争随时会爆发。

    那就打吧，即便是司马光也不能说不打。继续求和。

    可这一打，天知道又要花多少钱？

    应当来说，经过王巨提议。宋朝财政压力开始在好转，至于蔗糖的啥。暂时不指望了，但马上会有许多棉花的收入，可只能说是好转，并不能立即支持大型战役的费用。

    但现在开源开得磕磕碰碰，于是赵顼只好想节流之策。

    想节流，主要就是冗官冗兵，强行裁减官员，王安石是不会碰的。这个太得罪人，便是王巨的减官提议，同样也是徐徐徐！

    那么想来想去，还是裁兵。

    因此王安石说，减兵最急。

    赵顼便说，比庆历数已减少很多了，只能另想他法。

    第一次裁兵，裁了不少，但多是吃空饷的名额，余下的全是老弱病残。虽裁得多，总体战斗力并没有下降。

    这个下一步裁兵，便是王巨也不敢狠裁了。特别是在战争随时爆发的时候。原先王巨那个策子说得就很清楚，第二步裁兵，是在增加各路边军数量后，才开始大规模的裁兵，然后这个数量，才能作为宋朝以后军队的定式。

    现在淤田没有开始，边军未增，大战又随时爆发，赵顼不敢再减了。

    王安石便说。可以精训练募兵，再鼓舞三路百姓习兵。则兵可省。

    似乎也绕到王巨思路上。

    然而不管是王安石的策子，或是王巨的策子。都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因此陈升之说了一个办法，卫兵四十以上稍不中的人，量减请受，徙之淮南。

    只要徙迁到淮南路，再给一些屯田，便可以减少其供给。王巨的郑白渠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一人省十几贯二十几贯不多，十几万兵士省下来就是好几百贯钱。并且不是一年省，而是年年省。

    文彦博因为坚持换绥州买安失策，在边上沉默不作声，于是吕公弼发言，使兵士离本土，又减其常禀，于人情不安。

    但赵顼有些心动，因为这一条王巨也说过，让禁兵离开京城，迁于城外，因此又问陈升之，退军事，中书有没有与枢密院商议过？

    吕公弼抢在前面说，臣不比他人立事取名，恐误陛下。如果十几万众皆哗变，奈何？

    曾公亮在边上和稀泥，为之当渐渐图事。

    陈旭于是论祖宗旧法，何谓祖宗旧法，看一看赵匡胤赵匡义朝养了多少禁兵！

    赵顼便说，但执政协心，不煽动则人情自无事。

    为什么王巨害怕裁减军器监这些官员堂吏会麻烦，正是这个煽动。

    其实青苗法开始执行，京城已经莫明其妙开始有些不好的风言风语。不过皇城司的人还没有动手抓捕，可能会是明年，也可能会是后年。

    但坏就坏在这里，赵顼知道，不然也不会一度同意王安石让皇城司的人抓了一万多人，让他们不要乱说话。他知道了，却一直用了一些保守派大臣在朝堂，为何，异论相搅！

    王巨听到了风语，王安石也听到了风语，但现在他还不能说大权在握，只能为此苦恼，于是跟上说了一句，吕化弼来陛下前进言，仅是遇事而惧，固是无害。若是退以语众，则是煽动人情。

    赵顼开始和稀泥，转移了话题，说，柴世宗如何得精？

    王安石无辄，只好说了一句老实话，柴世宗也是简汰，不过柴世宗精神之运，威令之加，有在事于外者，能济事而不会悔败。

    人家柴荣手中兵少，乃是会打仗！

    现在宋朝上哪儿找柴荣那样的主？

    因此此次商议无果而终，这是在政事堂议论的，连王巨也不知道。但还是传到一些需要知道的人耳朵里，龙图阁直学士陈荐便上书道，大臣建退军之议，损禁兵月食禀，使就食江淮，可是祖宗之制，禁兵在京城。所以重内轻外，其来已久。人情既安习，一旦徙去国客食，卒伍众多，非所以安之，宜如旧。

    赵顼忽然醒悟，实际王巨说得很清楚，包括建扩边军，徙离京城中，但这个徙离京城中不是离开京城，远到江淮哪里，而是徙到京城外，还是在京城附近！

    因此赵顼又将王巨喊来商议。

    王巨想了想说：“陛下，请如曾公所言，当渐渐图事，虽然边事可能随时又起，不过梁氏终非是李元昊。并且边境也与仁宗时不同，堡砦丛立，边军有备，又有郑白渠之粮食，虽会费钱帛，但不会产生庆历那样的巨费，顶多积欠稍后尝还。”

    “唉。”赵顼叹了一口气，老爹留下这个基业真他娘的太好了……

    不过王巨倒开始担心了，如果王安石真想增边军，精选边军，他是赞成的，怕就怕王安石想到了那个保甲法。

    赵顼又说第二件事。

    他在三月时跑到内藏库，看到一件事，一个外地的衙前来到京城纳金七钱，在古代七金的可能是指七两金，也可能指七两银，但这里是七两银，而非是七两金。

    就是这个七两银子！

    首先说这个银子，明朝银子初期是一千文铜钱兑换一两银子，后来倭国大量银子流入中国，甚至西班牙都将欧洲的银子带到中国，因此银价逐步下降，最低时下降到五百文铜钱即可兑换一两银子。只到了明末动乱时，又变成了几千文钱兑换一两银子，毕竟银子份量少，好藏。

    但在宋朝，起初也是一千文钱兑换一两银子，得到南方后一度下降到五百文即可换一两银子，现在是两千文才能换到一两银子，若是王巨不推动历史，在史上涨到三千文四千文！

    所以总体银价比宋朝比明朝高。

    七两银子，一千四百文，相当于二十一世纪初七百人民币的购买力。

    不过当地官府欠了内藏库这个七两银子的尾款，必须要按期上交，不得已只好派了一名衙前来京城上交这七两银子。

    然而这个衙前不知道规矩，到了京城，内藏官吏要吃要拿，或者知道了规矩，只是七两银子，他能带多少贿赂钱过来？

    因此在内藏库官吏七卡八卡之下，还没有上交七两银子，他手中就没有钱了。

    这怎么办？

    于是他回是不敢回，便躲在京城打工谋生，然而京城物价昂贵，居大宜，打工也不是那么好打的，整整打了一年工，才将七两银子交齐。

    内藏库责问，这个衙前便将这段经过讲了一遍。内藏库有的官吏看他可怜，放过了他，然而这交迟了，要记录的，又记录了，当然不会这样记录的，不过赵顼肯定不是笨蛋，看到这段记录，也就看到了其经过。

    然而到了这时候，宋朝千创百孔，赵顼不好说，或者不想说，只好对大臣说了一句话：“近阅内藏库奏，外州有派衙前一人，专纳金七钱。”

    赵顼将经过讲了一遍，痛心地抑在椅子上说：“七两银子啊，这就是朕的江山社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