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道：“王巨，你言语太粗俗，这是朝会。”

    “朝会又何如？最少比许多大臣安于享受，一边狎妓，一边作格调低下的花间词强吧。或者你认为太祖齐民政策乃是错误的，士大夫与权贵应当高高一等，普通庶民百姓非是陛下的子民，而是部曲，而是奴隶！”

    问题就在于此。

    为什么司马光看到车替走卒穿罗袜不高兴？

    应当这是好事，代表着宋朝许多普通百姓也渐渐温饱富裕。

    其实与他所说的世风奢侈无关，而是瞧不起底层百姓，这些底层百姓能衣食无忧，不造反起义就足够了。那也行，关健在宋朝这种时代，如何能保障百姓衣食无忧？

    不但司马光这种心态，许多士大夫都抱着这种高高在上的心态。这才是反对变法的根本所在。

    可是就连司马光，也不敢吼出，百姓就是部曲！

    而且司马光立即闭上嘴巴了。

    王巨这是不想好了，他还想好呢。

    王巨又道：“陛下，何谓与民同乐，就是想办法使他们衣食无忧，这是基本条件，除此之外，应当给他们一点快乐，所以臣在华池时，组织了大型行歌。事实也证明臣的举措是对的，否则那些蕃子不会称呼我王小老子。”

    原来王巨很低调的，也不说此事。

    直到现在才拿出来反击。

    试问边境有那么多边臣，有几人被百姓称为老子，范仲淹，范雍。以及张亢，要么就是王巨。并且范雍三川口之败后，这个老子也消失不见了，并且王巨的年龄，那时王巨才多点大。不足二十岁！

    章惇道：“陛下，王巨乃是好意，臣也亲自去看过，正是天热之时，许多百姓前去跳水，一个个开心万分。陛下切莫因为这件事。而责备王巨，那只会让天下想办实事，爱民如子的官员心寒。”

    “章卿说得中的也，王卿，只要你保持这种良好用心。朕只会嘉奖，不会责备。”赵顼道。

    显然赵顼接到了一些弹劾奏折，不过赵顼在宫中，不知道怎么一回事，索性放在朝会上询问，让王巨自辨，更没有处罚王巨的意思，所以才有了这句话。

    不过王巨退下后。更是不解，赵顼显然这么做，有庇护用心了。

    难道赵顼不想贬放自己。但那边陈襄仍在病床上躺着，赵顼也交待不过去啊。

    真真奇怪，这无疑自高滔滔召见后，更让王巨疑云重重了。

    继续拖着。

    陈襄气愤不过，连续上书五表，要求离开京城。

    但赵顼就是不处理。

    这个还不奇怪。渐渐地连文彦博也不发出声音了。

    那就等吧。

    然而没有几天，张若水悄悄告诉了他一件大事。

    先前王安石涕泣论奏。说吕公著方事失实，言朝廷申明常平法意。失天下心，若韩琦因人心如赵鞅举甲，以除君侧恶人，不知陛下何以待之。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赵鞅举甲是指春秋时，晋国大臣赵鞅在内讧中，以除军侧之恶为名，兴晋阳之兵，击败了荀寅与士吉射。还有清君侧的故事，汉景帝时七王叛乱也称清君侧，安禄山造反也称清君侧，但那是谋反，不当举例。不过赵鞅这次清君侧，无疑加快了晋国的衰落，三十几年后晋国便被赵韩魏三国瓜分了。

    放在吕公著这里，君侧恶人，是指王安石、韩绛、李定与吕惠卿等人，但不会包括王巨，那时陈襄还没有对王巨发难。

    赵顼黜吕公著。

    学士宋敏求草诏制词，但没有同意，说敷陈失实，援据非宜。然后封驳了。

    为什么有这句话，因为韩琦根本就做不到什么赵鞅举甲。

    原先韩琦是河北安抚使，宋朝是三级制度，县，州府与朝廷。由县到普通百姓是由各个耆户长与里正沟通，但由州府到朝廷，还有一些过渡官职，比如转运使，掌管经济的，刑狱使，主管刑案的，以及一些不常设的官职，如营田使，主管农田水利与兵士屯田营田事宜的，各个渠使与河使，主管水利的，以及新设的提举使，还有更贵的不常设官，那就是安抚使，主管一路军事的。以及一个更贵的官，安抚经略使，连同军政财一起能有权管理。但那个官职通常设在陕西前面几个小路上，并且是在作战时临时设的官职。

    韩琦是有权调动河北地方军队，然而就是这个安抚使也让王安石拿掉了。

    即便不拿掉，宋朝制度是层层掣肘，河北各个知州同样有掣肘权，如果有了诏书，并且征讨辽国，那么韩琦才有权调动各州军队。没有诏书，即便韩琦有这胆量，谁听从他的命令，将军队相向于京城？

    因此王安石说的话根本不成立。

    王安石大怒，天知道吕公著怎么说的，但确实是说了，贬官还不行，必须下狱追问。

    陈升之便做老好人，说道：“如果这样，韩琦何以自安？”

    王安石道：“公著诬韩琦，于琦何损也！如向日谏官言升之媚内臣以求两府，朝廷有没有因此废升之？”

    陈升之傻眼了。

    曾公亮也言其不便，贬就贬，最好不要牵连韩琦。赵顼一边听着大家在吵，一边在想，想了许久，终于想明白，韩琦不敢这么做。也正好让韩琦闭一闭嘴巴，便道：“既黜公著，明其言妄，则韩琦无不安之理，虽传闻于四方，又有何不便？”

    司马光一看事情不妙，便说：“公著素来谨慎，不会说这样的话，大约或是孙觉曾上书，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辱，若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之师以除君侧之恶意矣。恐怕皇上记错了吧。”

    这是典型的丢车保帅。

    而且这事儿也大条了。早晚会查到孙觉的上书。

    但与孙觉上书不同，吕公著说这番话时，是赵顼于延和殿召重臣议事时，顺带着说了一句，并没有存档可查。因此司马光想混水摸鱼。将此事化解了。

    有没有说呢，赵顼等大家散后就回想，不错，孙觉是说过这样的话，不过孙觉只是打一个比喻，性质不恶劣。更没有指韩琦。

    但不对，吕公著确实是说过，朕还想得。因此对几个宰执说：“吕公著与孙觉皆极青苗不便，云驳难韩琦非是。”

    王安石没有冤枉，更不是空穴来风。吕公著确实是说了的。

    这如王巨在高滔滔面前所说，言臣可以风闻言事，但得有风，不能颠倒黑白。比如李常上书，说陛下一宫殿之费百余万，一游宴之费十余万，却令大臣剥肤椎髓，掊敛百姓。

    王安石就说了一句公道话。陛下即位，真没有缮及事外游宴，只修了太皇太后与皇太后两个宫殿。这是孝心。难道做错了吗？

    还有，宋朝皇宫多是木质建筑，本身就得要时常翻修。

    不过李常这个弹劾还能算过得去，尽管使宫中两个太后生气了，也贬了下去。

    但吕公著这话却不当说的。

    举甲，是小事吗。况且又沾到韩琦这个重臣。

    赵顼能记着，司马光无辄了。至于吕公著自己呢，自王安石弹劾后。是不复对，也没有说未说过，也没有说说过，于是吕公著贬到广德军。

    吕公著下江南，从东水门外坐船，许多人来送行，有人问，吕公著终于说了一句，韩琦事独孙觉曾言过，我未言。

    终于表态了，因此很多人又上书说：“吕公著素来慎重，况且吕公著哥哥的女儿（指韩琦的儿子韩忠彦娶了吕公弼长女，吕氏死后，韩忠彦又娶了吕氏的妹妹），吕公著必然不会诬蔑韩琦。”

    这也算是一种说法。

    从吕公著的性格来看，他不会说出这种无厘头的话。

    从家庭亲戚背景来看，吕公著更不会说出这句话。

    是你皇上确实记错了，或者受王安石挑唆，产生了误导。在史上，哲宗即位，吕公著又上书自辨，说是时王安石方欲主行新法，怒议论不同，遂取舍人已撰词头，辄改修，添入数句，诬臣曾因对论及韩琦以言事不用，将有除君侧小人之谋。缘臣累次奏对，不曾语及韩琦一字，方欲因入辞自辨，时已过正衙，忽有旨放臣朝辞，令便赴任。

    其实吕公著还算不错的，至少比吕诲、司马光、二程等人强。

    但在这个自辨中，也做了小人之举。首先根本与词头无关，乃是他嘴巴上讲出来的，连一个存档都没有。王安石如何让舍人改修？

    其次这件事争吵了十天，更不是吕公著所说的方欲入辞自辨，日已过正衙，便有旨放臣韩辞，我只好赴任。

    反正宋神宗与王安石死了，死无对证，这件事又因为牵连到一个隐秘，朝廷一直没有公开，吕公著便胡说八道了。

    这件事王巨也知道，开始时他同样也纳闷过。

    确实吕公著是一个很小心的人，不是大嘴巴吕诲与寇准，他怎么能说出这番傻话？但王巨如今只是一个中等京官，这件事牵连很大，根本不是他能过问的。

    但大臣们用吕家与韩琦的亲戚关系，一个劲的平反，赵顼只好头痛地派人暗查。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吕公著说出这番话的？这一查，终于一个人坐不住了，西上合门使，李遵勖的孙子李评，他举报了一件事。说是皇城使沈惟恭，让门客孙棐冒充韩琦疏章，云欲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奸。

    然后孙棐递给了李评，让李评交给皇上。李评不相信，又将它转交给了御史台吕公著。大约因为这件事，吕公著也弄不清真假，才含蓄说了一句。但吕公著本心是不会诬陷韩琦的，也没有诬陷的理由。

    朝廷立即下旨，将两人拘拿，这都是王巨所知道的，不过接下来发生的，王巨就不知道了。

    这是一件极其胆大包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