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如今已然是法治社会了，虽然对于上层权贵来说，这法弄不到他们的身上，可如此残忍的法律，着实是被大众所不接受的，尤其是凌迟、人彘、腰斩、炮烙这样的刑罚，施展起来非常的残酷，对于受刑者是一种非人的折磨，而对于旁观者来说，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噩梦。

    像凌迟，大多数人对这种中国最著名的残忍死刑应该都或多或少的了解过，凡是遭受凌迟刑罚的人，都需要在刑场上先用绳子把人绑在一根木柱上，以免病人因为疼痛而挣扎，然后在用渔网笼罩全身，然后再把渔网往上面提，这样一来，人身上的肉便会从渔网的漏洞中挤出来，这就是凌迟的前期准备工作，到了这个时候，真正的刑罚也就开始了。

    一位手艺精湛的师傅，会用手中的刀，将把从渔网中挤出来的肉一点一点的挂掉，在这过程中，受刑者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状态，可以想象，一个人他全身的肉被刮走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而这对于施刑的人来说，也是巨大的痛苦和折磨，同时他们还要保持专业的精神，在处刑的时候，不能伤害到受刑者的大动脉以免直接让病人死去，一直要到他全身所有可以刮去的肉全部被刮走之后，这才用刀直接戳在犯人的心口上，让其毙命，到了这个时候，犯人几乎已经是到了求死的地步了，面对死亡，已然没有什么可以挣扎的想法，死亡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是一种解脱。

    一般来说，像凌迟这样的刑罚，大概需要三天的时间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犯人始终保持清醒，而这对于周围的围观者来说，也是一件极其考验心灵的事情，古代犯人受刑，可不像现在，都是秘密枪毙的，一般老百姓很难看到，在**十年代，还有公审大会的时候，即便普通老百姓看得见枪毙，但也要到很远的郊外才能看到，中国在那个时候，大部分的刑场都设置在郊区，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为了不要影响到老百姓，但在古代中国，刑场一般都是在人流量最大的地方，比如说菜市口，又比如说城门口。

    因为对于古代的统治者来说，法律并不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准绳，而是统治者的工具而已，这一点跟现代的刑法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现代，你如果杀了人，或者是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这个时候要把你枪毙，完全是因为你犯了错，需要承担才让你被枪毙的，之所以要枪毙你，是因为你犯错了，而不是因为你反抗了朝廷的统治。

    而在古代则不同，他们之所以要把刑场直接放在闹市区，就是为了让周围的百姓看见，一个农民若是不交税，到底有承受什么样的刑罚，一个老百姓敢造反，他就会被五马分尸，满门抄斩，这才是古代刑罚的作用，更为通俗的讲，他其实是起一个杀鸡儆猴的作用，施展刑罚并不是为了让受刑人赎罪，而是为了让围观的人心里受到震撼，从而遵守上位者制定出来的规则，不要去触犯他，这就是古代刑罚与现代法律之间最根本的区别。

    或许有人会说，现代法律不也是上位者制定出来约束平民的么，这其实大不相同，从汉谟拉比法典之中不难看出，古代法更多的是倾向于保护权贵们的利益，在他们的法律之中，一个奴隶杀人和一个贵族杀人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不一样的，而现代法，无论你是谁，只要触犯了法律，就必须要受到惩罚。

    当然，这其中一定有弊端，但这相比起古代法律直截了当的承认权贵们的特权，起码现在的法律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露骨了，虽然它还有许多隐藏的黑暗，但相比起以前，无疑是有着质的飞跃。

    而社会也正是如此，如今的法律虽然不完美，但如今的人也同样不完美，一群不完美的人又怎么可能创造得出完美的东西呢？就像人类总是渴望社会变得更加公平，但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本来就不喜欢公平，人类喜欢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听自己喜欢的歌，即便是在最封闭的年代，哪怕面前只有两个歌手，他们还要争吵一番决定自己喜欢的是谁，这就是人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有的人想要上最好的大学，有的人则希望去做一个士兵，至于去当兵的原因也总是不尽相同，有的是为国效力，有的则是希望在军队中闯出一番视野，未来能够上军校，成为一名军官。

    还有的则是希望去战场，体验生与死的刺激，而还有的人则只是为了镀一层金，让自己未来的事业可以因为参军而有一条捷径可以走，你看，即便是无数人做了同一个选择，每一个人的想法也同样不同，在这种人类精神背景下，公平也只能是口头上说一说了。

    人类社会如今的不公平便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同样，也因为人类本身的缺点，所以如今社会上的不正确，其实都是必要的，或者可以换一句话说，若是哪一天人类社会没有了罪恶，变成了一个理想国一样的地方，那么人类或许也即将要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因为人类正是靠着这些缺点，从远古时代一步步爬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可以说，如今人类社会上所有的缺点，都是人类兽性的演变。

    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

    这是一件值得深思的话，法律同样也是如此，人类不完美，他自然也不可能完美，若是因为它的不完美而否定了人类几千年来法律学人的努力，那便真是没道理了，就像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之后所说的，“这是自己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对于法律也是如此，虽然还有许多的不完美，私底下也有很多的龌龊，可龌龊跟明目张胆的特权相比，总是要好过不少的。

    也正因为法律在这个时代，最主要的作用是用来杀鸡儆猴的，所以大多数的刑场都是在人流量最密集的地方，而且这些地方，你往往每天都要去一两趟的，菜市口、城门口、中心大街，这些无疑是最为集中的地方，而像凌迟这样的刑罚就更是会在最瞩目的地方举行，甚至在举行之前还要先拉着犯人游一趟街，让整个城市的人都能够知道，有人要被凌迟了，这个时候，人们就会纷纷聚集起来去观看，人就是这样，面对别人的悲惨前途，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去凑个热闹什么的，尽管很害怕，也还要去，这或许就是鬼屋这种东西会存在的原因吧。

    而凌迟无疑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对于观看的人来说，也要血腥很多，你可以想象，放到现在，便是杀一只鸡大多数年轻人都不敢，更何况是看着一个人被活寡了，这可不像是生鱼片那么赏心悦目，那血淋淋的样子，绝对能把一个成年人吓得四肢瘫软，至于这样为什么还要看，这就是人们有趣的地方了。

    后来工业革命之后，随着民智渐渐开启，反对酷刑的声浪也越来越大，而法律的性质也开始慢慢改变，从原本只惩罚底层人民，变得开始慢慢越来越有普适性，到了这个时候，普通老百姓即便不要求变革，上层的官员们也开始要求变革了。

    毕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贵族、士族被凌迟的其实并不多，除非是那些昏庸的君王，或者是臣子太过于明目张胆的做出了一些大逆不道的事情，不然这些刑罚是很难加诸在士大夫们身上的，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刑罚都是为底层老百姓服务的，而现在随着法律的普适性开始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牵扯到法律的酷刑之中，这自然也让他们开始有了改变的想法。

    毕竟犯人无所谓贫富，谁都有可能在今天还是法律的守护人，明天就是法律的阶下囚了，现在看别人承受酷刑心里美滋滋，明天被送上刑场的时候，却估计是屁滚尿流，魂不附体了，这对于许多士大夫来说，无疑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更何况，在这官场上诸事凶险，普通老百姓可没有政敌会每天派人盯着他，即便造谣，也要不了命，可当官的不一样，在他们的面前，是巨大的权利，这权利会让人身不由己，不由自主的想要往更高处攀登，可攀登的人很多啊，这其中自然就有很多的龌龊。

    而有了龌龊，自然有一些就会被政敌拿去利用，可以说作为官员，那些刑罚施加到他们身上的可能性可比普通老百姓大多了，毕竟他们目标大，手中握有巨大的权利，试想，你的下属只要把你干掉，他就能继承你的权力，一般是很少有人愿意放弃的，至于师生情分之类的东西，在掌握他人生死的权力面前，又能够值多少钱呢。

    所以法律开始慢慢让官员们也是人人自危起来，最后凭借着手中的权利，所有人团结在了一起，开始希望修改法律，让许多残忍的律法从刑法中一一抹去，这其中自然也有人不满，那就是赵昕了，对于他来说，这些法律的存在，无疑是他统治基础的一部分，并且作为皇帝，他也是全国唯一一个不用受刑法处罚的人，所以对于法律的更改，他自然是不满意的。

    可即便是皇帝，拥有全天下最大的权利，可面对汹涌的民意，却也不得不点头妥协，这也是徐清之所以放任不管的原因，若是凭借他一个人的能力，想要修改法律，无疑是很困难的事情，而现在，把这火吸引到士大夫的身上，让他们团结起来向赵昕反映情况，这无疑就让徐清和着想的关系不至于太过恶劣了，到了如今，除了对于重大罪犯还保留有一些酷刑之外，许多刑罚早已经取消了，现在李德希望重新启动酷刑在殖民地，这无疑让徐清有些惊讶。

    首先感到惊讶的是对李德这个人，与其相处，李德给徐清的印象非常好，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教育家，有着儒家士子应该有的儒雅，根据风评也是一个很仁慈的人，这样一个人就因为到了殖民地便改变了自己的形象，这让徐清真的有些惊讶。

    不过仔细一想，那所谓的形象也只不过是自己的臆想而已，试想一个能够在秦凤路依靠教育闯出一条路的人，也断然不是什么温和的士子，自己之所以会如此想，也只是李德的形象束缚住了徐清自己的判断而已。

    再者这样做也确实有其必要性，宋朝如今对于殖民地的法令是不管的，而在租界地区，无论是汉人还是当地土著，则都必须要遵守宋朝的法律，无论什么样的人，犯罪也需要按照法律来定刑，当然，汉人犯错的刑罚自然要少许多，而当地人一般都是按照最高刑罚来做惩罚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如今最高的刑罚也只不过是五马分尸，至于这些人还用不到这样的刑罚，最多也就是被砍头或者是枪毙而已，着实没有什么震慑效果，而在这样刚刚生乱的地方，是需要一些比较严厉的法律来警醒当地的百姓，让他们不要再做出一些不必要的事情的。

    所谓乱世用重典，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如今生活在租界之中的百姓，大部分还是渴望和平的，而外部环境则是动荡的，这个时候，当地的政府就需要拿出一些强有力的手段，不仅仅让当地的不安分组织感到恐惧和忌惮，还需要让当地的百姓感到安心，感到如今的政府是在对他们负责的，这就需要用严格的法律来保障当地人的生存，对于那些坏人，自然就需要严格的法律来惩戒，这么一想，倒也确实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徐清看了两眼，拿起放在桌子上的笔，在这条建议后面添了一句话“允许使用酷刑，但此等刑罚，决不可加于宋人之身。”这是徐清的底线，作为一名政治家，人性他见得多了，在租界之中，最为应该送上刑场的绝对不是当地人，而是某些去那里牟利的宋朝人，若是说那些反叛宋朝的当地人应该被腰斩，那么这些人绝对应该被凌迟处死，但立场决定了他的态度。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