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说要见故旧，之前讲诉那人所知道熟悉的、威烈王时代的老墨者便是索卢参等人，于是问道：“那可是要见索卢参？”

    矮个那人点头道：“是要见的。我本鲁人，早年在鲁国的时候，就识得他，我们两人是同年成为的墨者，当初都是外出游历遇到了禽子而求学的。”

    这些都已经是陈年旧事，曾经一同求学的伙伴，在二十年前的商丘城下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现如今渐行渐远，只剩下当初的那些求学回忆。

    讲诉那人听闻此事，便道：“如此，那我回去后可以告诉一下。”

    他也知道，有些事若是人家想说，就会告诉自己，不想说的话，便是问了也没用。

    墨家的规矩虽多，却也没有多到说连私人身份故旧朋友都不能相谈的地步。

    只不过能谈的事并不多。

    他亲人多已亡故，因此才追随公子连多年，当初跟随索卢参西行之时，家中的直系亲属都已经死没了，了无牵挂。

    自己的事没什么可问的，便不可避免地说到了一些宏大的事上，讲诉那人带着几分自豪地说道：“两位先生今日来邯郸，所见所闻，难道不是尽眼安平富庶？我虽然还不曾去过泗上，但是想来泗上风华，还要远胜于此。”

    高个那人哈哈一笑，说道：“我眼中，邯郸人皆为求利，眼中只有金钱，酒肆之中谈论的是掮之言、酒后谈论的是金银珠玉之价。人人求利，不曾见义。”

    “正是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女子求利，做刺绣之功竟不如倚门卖笑。世风如此，笑贫而不笑倚门市卖笑者，这风华……恐怕与当年墨子之义相差甚远吧？”

    那人一听这话，也顾不得十余年前自己还要叫二人一声先生，忍不住用在途中学到的一些话语反驳道：“义、利也。墨者要利天下，所以心中要有义，然而却不需要天下人人心中都有志为天下芬之义。墨者是先锋驷马，不能与民众同。”

    “况且，子墨子也说，义即位利。适子也说，若行政，善者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人人得利，便是利天下。况且邯郸这几年以墨家之三表来衡量，民众富足、货物增加，子墨子若能看到，也必然称善，怎么可能与墨子之义相差甚远呢？”

    “人人求利，只要不损害他人之利，又有什么错呢？难不成二位先生叛墨之后，竟学了儒学，以为现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礼崩乐坏了？”

    涉及到一些信念上的东西，言辞也就激烈起来，一通反驳，都是这几年学习之后的理解和成果。

    高个之人脸色不变，心中却暗暗吃惊，心道：“这人当年不曾给我留下印象，可见当年不过中人之姿。如今这番言论，我竟不能够反驳，都听说当年商丘大聚之后，适此人重组制度、主管宣义、使上下知义，果然手段非凡。”

    “若以天赋而论，眼前这人不如我多矣。然而他在墨家组织之中，所学所闻，不过十年，竟能如此……当真可怕。”

    想到这，高个之人却不正面反驳，而是用了狡辩法问道：“既然说求利是正确的，那么区别又在哪？”

    “普通百姓如农、工、商、贾，家有一万钱，每年利息可得二千钱，拥有一百万钱的人家，每年可得利息二十万钱，这是逐利。”

    “陆地牧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七十头，养羊二百五十只，草泽里养猪二百五十口，水中占有年产鱼一千石的鱼塘，山里拥有成材大树一千株。安邑有千株枣树；燕、秦有千株栗子树；楚地有千株橘树；齐、鲁有千亩桑麻；秦川有千亩竹子，郊外有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者千亩栀子、茜草，千畦生姜、韭菜……诸如此类的人，逐利之后，每年也能收入二十万钱。”

    “可如果有四千户的封邑，封邑内的每户人每年缴纳五十钱的租税，每年也是收入二十万钱。”

    “同样是追逐二十万钱，我们就不对？那些人就可以？既然说逐利，这又有什么区别？”

    高个之人说完，不想刚才讲诉那人竟然笑出来，因为就在几个月前，他刚刚学过这方面的内容，于是赶忙道：“这里面是有区别的。”

    “墨家说，财富自劳作而得，得以增加，所以以此推论，拥有封地的世卿贵族都是蠹虫。这倒不是辱骂，只是用说知推理之术推断出来的。”

    “你看，拥有封地的人，什么都没做啊，只是坐在那里，每年就能得到封邑的收入。”

    “而假如说在千亩栀子、茜草、生姜之类的田产的人，他需要投入资本，雇佣劳作，自身经营，总和那些拥有封地什么都不做的蠹虫是有区别的啊。”

    “这些人的经营和存在，确实让天下财富的总和增加了。”

    “而那些拥有封邑的人，并没有让天下财富的总和增加，这就是区别吧。这也就是用来判断是否是利于天下的一个标准。”

    他学的尚浅，只是学到了这些资产阶级的萌芽学说，或者说摧毁贵族封地合理性根基的最有煽动性的学说，便足以说出来高个之人所说的那些事的区别。

    然而仅仅这些，已经足够让十余年前可以称之为先生的这两人无言以对，这个有谬误的理论足以在根基上摧毁贵族封地的合理性，并且可以名正言顺地指责那些封地贵族就是“学说意义上”的蠹虫。

    话已至此，已然不再投机，这酒喝起来也就没有了味道。

    高个之士只能在恨恨之后，哼声道：“劳作致富，说的好听，我就不信这天下那些年入二十万的人，都是靠劳作得来的财富？他们之前又是怎么得到的，只怕要深究的话，都有蠹虫之嫌吧？”

    “罢了，仲尼曾言，道不通不相为谋。你我算是故旧，只是十年再见，道已不同，这顿酒吃的却没有故旧相见之喜。”

    这涉及到理念之争，那人也不甘其后，郑重道：“若是这样，想来您二位去见索卢参，也是道不同。”

    高个那人大笑道：“我见索卢参，不是为了论道，自有别的事。也罢，今日这酒我看你我也没有喝下去的兴致，你回去告诉索卢参，就说我二人邀他相见。总归，当年公子连派遣了十人跟随他西行，总不能全都成为了墨者入了墨家，我总要把那些尚且不是墨者的带回去。”

    那人起身道：“既如此，我便回去通告一声。”

    说罢离开，高矮二人看着离开的这人许久，对视一眼，矮个之人忍不住说道：“如今墨家之义已经圆满，竟不能够用说知之术反驳了。这样的道理，很快就能传遍天下啊。这都是适的想法，这的确是个祸乱天下之人。”

    高个那人思索一阵，摇头道：“非是不能反驳。多年不在墨家，咱们已经忘了墨家的辩术了。”

    “如今好好想想，其实这是一个陷阱。若是认同他说国民财富的增加，源于劳作，那么怎么推论都是这样的道理。”

    “可如果能够从根源上，反驳掉财富的增加源于劳作，那么他们的结论也就是错误的。”

    “他说财富的增加源于劳动，我还说财富的增加源于土地呢。只不过……想要成体系地辩驳这一点，只怕有些难。”

    矮个那人摆手道：“罢罢罢，与墨家故旧相辩，你我都没这个本事。辩五十四尚在，适如今也正壮年，天下谁人能与之辩？”

    “依我看，还是胜绰的想法正确。严禁各家学说在秦地传播、闭塞民众的耳目，以吏为师只取子墨子尚同的前半句——只断章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而不去谈后面的集众义、天志衡量、规矩判断是非的说法。”

    “依我看，邯郸富庶，但是富庶的地方，民众的想法也就多，就不容易效死，而且容易被墨家的学说蛊惑。所以，秦地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否则秦地苦寒，用同样的手段，必不能与河东中原之国相争。”

    高个之人摆手道：“这些事，不是用来讲道理的。你我当年叛墨，就不可能再认同利天下的理念。若按墨家的道义，这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利天下人才算是利天下，我们那么做是错的。”

    “可若以国论，国如一人，我们在秦地的变革就是对的。最终看的还是目的。你我追求的是功名封地与财富，他们追求的是利天下，这品评是非的标准都不同，和他们没什么好谈的。”

    “只要把我们要做的事做好就是。真要是引起了这样的争论，最好避而不谈，不要争辩自己做得对。只谈各自的利益，不谈对错，只有这样才可能和墨家谈下去，要不然咱们定要无功而返。”

    “索卢参此人原本就善辩，虽不如适，可如今墨家道义已成、方圆已画，争辩无意，又容易惹怒对方……切记不谈。”

    他们二人来此，自然有别的目的，当然不是因为索卢参从极西之地返回特意来见见故旧这么简单。

    矮个那人闻言，笑道：“你说的对，可你之前为什么要和那人争辩？”

    高个之士叹息一声道：“我以为我能辩而胜之，不想墨家组织太过可怕，理论自成方圆，上下同义一致，这个当年我都没有印象的平凡人，竟然也能与我相辩我不能胜……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这也是墨家的可怕之处啊。”

    “他们是想人人成士。一万墨者，便是一万士，天下诸国，纵强如魏，可有万士？”

    “他们可怕之处，是让一些原本不如你我的人，如今可以与你我相辩，所见所闻所谈所议，都是集众义而成。每个人的背后，都站着万人，中原各国的君侯，根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矮个之人思索了一番，点头道：“是这样的。着实可怕。哎，说起来，你后悔二十年前商丘之事吗？”

    高个之人哈哈大笑道：“于求天志真理，确实应该后悔。可你我追求的，是天志真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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