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说，众人的心思都活络起来。

    心想，巨子的命令是佯攻，在达成这个大目的的前提下，是可以搞一些小动作的。

    夺不成也不影响大局，夺成了便是大功一件，少不得是要上报获誉的。

    几个骨干们商量了一下，研究了一下斥候们带回的情报，都觉得极为可行。

    定下之后，一面立刻派人向上面报告，一面抽调了四十多人的骨干精锐，绝大多数都是墨者，由副旅帅带队，偷袭上蔡。

    全旅会在夜里出发，等到天一亮如果成功打开城门就动手。

    …………

    此时的上蔡，尚没有感觉到临近的危险。

    城中相较从前，有些萧条，很多男人要么被抓去出征从军要么就是去征调运送粮草。

    这里地势平坦，一片平原，几乎没有山石，在黄河决口夺淮入海这样的大灾之前，这里和泗上一样，都是极其适合发展农业的地方。

    只要技术得当人口不至于太多，黄河不绝口，这里正是最好的基础商品粮基地。

    等宿麦、铁器、垄作、新作物传播过来后，这一处靠近陈和宋的城邑愈发的富庶。

    上蔡种植了大量的芝麻，城中之前也有不少人开办了榨油的作坊，用以和泗上贸易。

    小麦的产量很很高，也可算得上是楚国淮西地区的粮仓之地。

    当年王子定叛乱被平定之后，这里成为了楚国非都城区变法最深最早的地方。

    大量的本地贵族因为参与了叛乱被清洗，楚王下手凶残，杀起人来比墨家要狠得多，因为墨家还要讲究道义和法律，王权针对叛乱不需要。

    屠戮了贵族之后，将田地授予民众，民众对于贵族被杀的人头滚滚也没有多少同情，人的悲欢总不相通。

    授田之时，正是楚国和墨家的蜜月期，还有三晋那个共同的敌人，还有越国这个替楚国挡枪的存在，还有楚王需要的大量贷款和农具技术的支持，使得墨家在这里的活动极为广泛。

    除了没有收税、征兵、执法的权力之外，民众有什么事也会直接选择找墨家的人解决。

    凭借着变法，楚王重整了陈蔡之师，也使得陈蔡地区日渐富庶。

    然而墨家的道义，注定了越富庶的地方越流行的广泛，墨家渗透的深浅程度和诸侯国各地的富庶程度有直接关系。

    上蔡的富庶、变法，也造就了上蔡墨家道义讲学的流行。

    虽然几年之后楚王开始觉察到了危险，但渗透已深，已经难以拔除。

    王子良夫政变之后，陈蔡地区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政变之前，上蔡的官吏是流官委任的，并不是正牌贵族，也没有封地，而是领取楚王的俸禄，这些俸禄或是源于税收，或是源于墨家的贷款。

    纸张和简易文字的传播，使得更多的落魄士阶层可以学到知识，拥有了统治能力，打破了大贵族的垄断——木简、楚篆之下，识字成本极高，使得贵族垄断了这些知识。

    落魄士人基本上都已经沦落到了庶民的身份，没有封地没有大家族，他们作为官员，其权力基础来源于楚王，而非是自己的家族。

    所以这些楚王提拔起来的变法派的士人阶层，是忠于楚王的，也是忠于正式的太子的，哪怕太子臧没有生育能力，这不妨碍他们尊从楚王的命令。

    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楚王给了他们从庶民到一方官员甚至县公的机会，他们自然会选择报效。

    楚国变法派的武力基本盘，只是楚王直辖的王师新军，和陈蔡之变之后的陈蔡地区的自耕农军队。

    贵族们搞定了都城王师之后，陈蔡地区当然也逃不过清洗的命运。

    楚王变法犯的错误之一，便是担心墨家对军队的渗透，使得陈蔡之师的主官们都是王族贵族。

    毕竟楚王变法的目的，不是为了当人民公仆，而是借助庶民的力量来打压贵族，维系自己直系家族的统治。

    墨家在民间的渗透，楚王管不了，也没法管；可在军中的渗透，楚王极为不安，故而只能是再培养出来一批新贵族，进入到军队之中。

    政变之后，这些军中贵族立刻投效了他们真正的盟友——王子良夫和旧贵族。

    因为他们要反抗就是作乱，他们之中没有人有资格继承，那么为什么要反抗呢？

    倒是一些忠于楚王的官吏要么自杀、要么起私兵反抗被处决、要么被贬为庶民。

    现如今上蔡地区的土地还没有收回，贵族们也明白分出去的东西再要回来是不可能的，毕竟真正在这里利益相关的旧势力贵族们已经被楚王杀光了。

    新的县公不再是流官，而是贵族出身，封于此地，基本上等同于是半世袭了。

    政策虽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民众的生活因为楚墨开战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工商业者难以做生意，而陈蔡等地的盐、布、铁等物，基本都是源于泗上的，同时陈蔡地区的芝麻油等作坊也是赚取泗上的钱的。

    农夫虽然不做工商，可是盐价日涨不说，还要承担更多的税赋。

    要打仗，得有钱，有粮，有民夫，有人。

    陈蔡富庶，那么陈蔡当然就要多出钱，多出人，多出粮。

    征兵、劳役、运粮、筑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人心便多有怨怒。

    怨怒的最狠的一批人早早找到了在上蔡潜伏下来转入地下活动的墨家的县委，剩余的人怨怒之后也只能接受。

    墨家的宣传根本禁绝不了，市井中整日传言，当年适去郢都的时候，楚王与之密谈，说是将来后世子孙有害民之举，烦请墨家除害。

    这种谣言急剧杀伤力，不是说民众对楚王多么忠诚，而是因为民众已经越发认可了害民利民之说。

    越富庶的地方，越容易滋生墨家活动的土壤，墨家的道义也就能够讲的更清楚。

    反倒是一片乌黑的时候，人们从未见过光明，所以也就无所谓反抗；而最期待光明的，不是一片乌黑的夜，而是东方泛白已经能够隐约看到光明的时候。

    谣言、童谣，每日都在流传。

    人心惶惶，人心不安。

    前一阵有人为了逃避去当民夫而选择逃亡，被人抓住后施以墨刑，也就是在脸上刺字，为五刑之一。

    既惩罚了犯人以为警戒他人，也不影响当兵当民夫。

    然而在城中，那个被抓的人大声喝问：“我又不姓芈，我是九州诸夏之人，诸侯有国、大夫有家，楚国兴亡与我何干？”

    当街行刑，匹夫样的人物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贵族们心惊之余，对于墨家也就更恨，觉得墨家的道义和文字纸张等的传播，实在是太过蛊惑人心，竟然连匹夫都能说出一番这样大逆不道的话。

    于是为了以儆效尤，改墨刑为劓刑，割掉了鼻子。

    结果第二天就有传言，说是这就是贵族定法法不为所知的样子，说什么刑就是什么刑，根本没有具体的律法作为标准，还是墨家的法更好一些。

    贵族们立刻派人出来辟谣，解释道：如果法律太清楚，那么不良的庶民就会钻法律的空子从而做不法之事。之所以不用成文法，那正是为了保护庶民，庶民应该相信真正的君子，这样才能让那些作奸犯科之人找不到空子可钻。

    其时城中皆笑，心说这些道理七八年前就已经在市井中辩论过百余次了，你们这些人过了七八年还是讲七八年前就已经辩不赢的屁话，当真可笑。

    民众虽怨，但是统治的秩序犹在，并没有人振臂高呼。

    因为真正想要振臂高呼、有能力组织、有威望的人，基本上都已经成为了当地的墨者或者外围成员，遵守的上级的命令，潜伏不动。

    毕竟原来上蔡就有两个政府。

    一个是明的，负责征税、征赋、徭役、惩罚。

    另一个是暗的，负责结社、讲义、教育、医疗、工商。虽然比如医疗之类的实在简陋，最多也就是一些土手段，可总比没有强。

    这本该是政府的一体两面，但却被墨家在诸侯国生生搞成了分裂。

    讲义、医疗、工商、技术，这都是贱业，本来也是贵族不管的，而真正的统治阶层正是血统贵族。

    如今这种分裂的态势更加明显，也就导致了上蔡暂时的安稳：明面的政府正在征税征赋、暗的政府一动不动，自然也就没有第三方的力量站出来煽动、组织。

    因为通讯手段的缘故，城中的墨者并不知道墨家这一次的偷袭计划，他们在楚墨开战之初接到的命令就是藏好，等待时机。

    所以哪怕是城中的墨者都不知道墨家的一支军队已经潜伏在了城邑三十里之内。

    是夜，月微明。

    四十多精锐已经潜伏在城下。

    上蔡的城墙不高，只有六七米，而且还是旧式的夯土墙。

    这些偷袭的精锐手里那些小铁铲和绳索，带着短剑和燧石短铳，都是旅中的精干力量，艺高人胆大。

    等到半夜，副旅帅带头悄悄来到了城墙下，用小铁铲悄悄在城墙上抠出一个小坑。

    他是军官，也是这支小队临死组织的墨者代表，这种事他必须带头上。

    六七米高的城墙本来就有一定的坡度，挖了几个小坑之后便可以攀附上去。

    爬上了城墙，几名按照惯例守城的楚人士卒已经睡着了，因为战争似乎距离上蔡还很远，并没有太高的警惕性。

    先上去的四个人捅死了两个楚人士兵，将绳索放下，其余人也都顺着绳子爬了上来。

    这些人蜷缩在城墙上，直到看到外面传来了几缕闪光，知道主力已经到了城外。

    传递消息的信号，是个简单的依靠镜子和青铜以及鲸油灯烛做的简易信号灯。

    这时候距离天亮还有些时间，他们要等到天快要亮的时候再动手，因为城中成建制的守军不多，不需要趁着夜晚冲杀造成混乱，而且夜里偷袭也确实不太方便。

    天快亮的时候，这四十多人已经分成了几个小组，摸到了城门附近。

    守门的士兵只有几个，也都已经困得不行，强自支撑着等待天亮。

    忽然间几道黑影闪过，守门的几个士卒就悄无声息地倒在了地上，留了两个活口堵住了嘴后，副旅帅带头悄悄打开了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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