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确实有能力，从安康医院的普通精神病医生干起，一步一个脚印一直干到副院长，医院民警和职工对她非常尊敬；
三是妇女能顶半边天，国家越来越重视女干部选拔、培养及任用，公安局跟其他单位不一样，女同志本来就少，能走上管理岗位的更少。好不容易出一个有学历、有能力、懂业务、会管理的女干部当然要重用；
再就是外面议论纷纷的背景，她是在军分区大院长大的，她父亲曾担任过军分区司令员，她爱人一样是军人，刚转业到市人防办，同样副处。
不过跟韩博这个搭档一比，她实在算不上年轻，学历也不算有多高。
感觉怎么样，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
本来挺好的一个单位，居然搞停尸房，搞大解剖室，让城区三个分局法医过来集中解剖，周素英跟大多民警一样对“法医中心”有意见，但这是陈局的决定，有意见只能放在心里。
“挺好，条件好，设备先进，在以前简直不敢想象。”她微微一笑，大大方方坐到搭档身边。
“同志们，坐。”
韩博招呼众人坐下，不无感慨说：“正如政委所说，现在的条件以前想都不敢想。上级如此重视，在刑事技术和技术侦察上投入这么多，作为支队长，我觉得压力很大，担心干不好，辜负上级对我们的期望。在许多人看来，设立技侦支队就是把技术大队独立出来，再设立一个技术侦察大队，只是比之前多了几个人，多了几个职数，做得还是以前那些工作。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事实上没这么简单。”
支队总共29个在编民警，包括支队长在内的科室主任以上干部就高达17个，可以说支队民警来了一大半。
从开发区分局调来的副支队长刘铁，从警务保障处调来的办公室主任宋晓珊，政治部调来的政工室主任（政工科长）姚兴宽，刑警支队调来的技术侦察大队长沙海健，科技处调来的技术管理室主任腾文放、电子物证室主任彭贵新等人跟“少帅”打交道不多，一个个面面相窥，不知道他所指的是什么。
韩博回头看看周素英，侃侃而谈：“在北京进修期间，我有幸随教研室老师、二所乃至部刑侦局领导出国考察，参观过好几个国家和地区同行的实验室，对差距多大有切身感受。硬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软件，比如我们的业务水平能不能跟上，质量控制是否严谨，我们的管理规不规范……”
有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先进的仪器设备，当然要体现出技侦支队的战斗力，不然几千万岂不是白花了！
众人反应过来，同样能感受到肩负的压力。
“在座的不只是专家，而且是杂家，物理、化学、医学都懂一点，干这一行不懂不行。但相对于国外同行，我们技侦支队更杂。”
韩博环视着众人，笑道：“不跟太远的比，就跟大家较为熟悉的香港同行比，香港刑侦题材的影视剧很多，想不熟悉都不行。他们的法医部门不隶属于警务处，属于卫生署法医科管理，是独立于司法和执法层面的技术鉴定机构。法医不是警察，法证同样不是警察，他们的法证事务部隶属于特区政府化验所，组织结构跟我们差不多，设有生化组、化学组、DNA资料库组、亲子鉴定组、物理组、现场勘查及品质控制组等等。如果跟他们套，我们支队好像就技术侦察大队是警察机构，相当于他们的刑事情报科，也就说我们支队相当于他们的法医科、法证事务部和刑事情报科的总和。”
“哎呀，韩支队，你这么一说我发现我们真是！”
“法医先锋，法证先锋，再加上刑事情报科，他们分别隶属于三个部门，我们一家独大，细想起来我们比他们强。”
“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要把法医和法证部门独立出来？”
韩博话锋一转，一脸严肃地说：“首先是法条不一样，他们实行的是英国的‘验尸官制度’。社会制度不同，法律渊源不同，这些是不好比的，但把法医和法证独立出来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具有公信力，当事人及当事人亲属不会因为这些怀疑警察是否偏袒谁，有没有秉公执法。他们的警察只负责侦查，不担当法医解剖，涉及到法医检验无论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必须在警察机关以外的机构进行，具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与严格的监督机制，对各种法医解剖种类均以法律制度加以确定，并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鉴定。反观我们，近年来由于伤情鉴定、尸体鉴定争议引起的上诉、上访乃至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有增无减态势，导致该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现行法医解剖制度在保障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的实现上所存在的疏漏是一个重要因素。换句话说，你既负责侦查，负责现场勘查，又负责法医检验，还负责其它物证检验。是好是坏，是轻是重，是真是假，全你一家说了算，没问题都感觉你有问题。”
这个问题绝对值得深思，法医室主任曲传喜最有感触，不禁重重点了下头。
“独不独立于公安之外是上级考虑的事，实际情况也决定了独立出去不一定会比现在更好。社会上那么多鉴定机构，同一个伤能检验出不同结果。论管理，我们比他们严格；论责任感，我们绝对比他们强，所以独立于公安机关之外不是一个好主意。”
韩博深吸一口气，接着道：“上级把技术大队升格为支队，在支队下面设立技术侦察大队，可以说是我们公安内部的一个改革。所以我们接下来既要提高业务水平，支撑全警办案，同样要坚持原则，树立起我们技侦部门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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