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接受手术的病人在两周后死去，但是巴纳德因那次手术而闻名于世。在此后的数十年中他又先后实施了70多例心脏移植手术，为世界许多国家进行同类手术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
在制药方面，南非也可圈可点。
不仅重视新药开发，而且在专利重要还是救人要紧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之明确。
2001年，南非政府决定实施前总统曼德拉于1997年通过的《药品管理法》，根据这一法律，南非政府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忽视任何医药产品的专利权，也就是说南非可以自己仿制或者进口价格更低与专利药品疗效一模一样的同类非专利药品。
当时，包括世界上抗艾滋病药品产量最大的英国格兰素史克公司以及施贵宝和默道等公司39家制药企业，认为自己的专利权受到侵犯，与南非有关当局进行交涉，要求南非政府下令停止生产或者进口这种仿制产品，否则就告他们侵权。
谁知道南非政府给他们来了个有力的回击，指责他们坚持什么专利不专利的做法完全是见死不救趁火打劫，把人的生命放在了经济利益后面。
在政府的支持下，南非制药业协会出面把合起来资产高达近1万亿英镑，是南非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0倍的39家国际制药巨头推上了被告席。
官司打起来之后，世界舆论全部朝着对那些著名企业不利的方向发展，对他们不注意实际情况，死抱着不放的专利权和价格政策，提出强烈的批评和指责。
曼德拉更是公开发表谈话，指责这些企业没有最起码的人性。
现任总统姆贝基也把南非艾滋病泛滥与这些企业动不动以专利权为幌子抬高药品价格联系起来，说南非艾滋病感染者这么多完全是因为患者用不起那么昂贵的专利药品，如果这些药品可以很便宜地买到，南非现在就不会有47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国际制药巨头们直到这时候才反应过来，才知道南非政府把他们告上法庭的真实意图，知道如果再坚持下去舆论只会对他们越来越不利，公众对他们的信任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尤其是法国和英国政府都已经公开呼吁本国制药企业降低抗艾滋病药品的价格，以便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患者能够用得起。
眼看大势已去，他们根本不可能打赢这场官司，遂决定向南非方面提出结束法庭争执进行庭外和解的建议。
总而言之，南非既然医疗水平高超的医生，也有各种抗癌新药，细想起来郝英良真没来错地方，毕竟这里的医疗费用再高也不会有美国高。
“在国内已经被医生判了死刑，做手术有没有希望？”韩博沉默一会儿，故作轻松地问。
“那个博士认为郝老板年轻，体质不错，完全可以试试。说如果进行手术，至少有两成把握让郝老板再活五年。”
“再活五年，还只有两成把握，这不是死马当活马医吗？”
“差不多。”
李晓蕾靠在丈夫身边，凝重地说：“费用高得吓死人，让先交200万兰特。郝老板担心人财两失，不愿意做手术。别说两成把握，就算只有一成杜茜也要争取了，坚持做手术，钱都已经交了。”
“200万兰特，说交就交，他们哪来这么多钱。”
“老公，你有没有点恻隐之心，那是人家的救命钱，你就别惦记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兑换外币没那么容易，他们是通过合法渠道出境入境的，哪来这么多现金？”
“果然被郝英良猜中了，他就知道你会刨根问底，”李晓蕾狠狠地瞪了丈夫一眼，“人家没在国外藏匿资产，这些钱全是他以前帮助过的十几个国内老板资助的，也不算资助，是给他俩结婚的贺礼，一个人出八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知道他要出国看病，又化整为零，动员好多人去银行换，换成美元汇过来的。”
“这不就是洗钱！”
“这是看病的钱，是人家的救命钱，再说这么兑换这么往国外汇的人多了，法不责众，你不能揪着人家不放，真要是揪着不放，不成选择性执法，不成赶尽杀绝了吗？”
“这个世界是怎么了，我秉公执法都成了坏人。”韩博从来没想过赶尽杀绝，装出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唉声叹气。
“法律不外乎人情。”
李晓蕾真担心丈夫再找郝英良麻烦，讨好般地晃晃他胳膊，“还有，郝英良打算在南非做生意，而且是大生意。通过警民合作中心李主任结识了夸祖鲁纳塔尔省新堡市副市长陈土豪先生，又通过陈先生跟张新嘉先生、孙亨耀先生搭上了关系，甚至拜访过约堡市长。”
南非对华人政治宽松，虽然华人人数很少，仍有一些华人政治精英通过竞选或任命担任政府或议会职务，这也构成了非洲华人参政的主要方式。
上世纪80年代，就有一位华人担任过南非总统咨政委员。96年陈土豪先生当选为夸祖鲁纳塔尔省新堡市副市长。在前年的南非国会选举中，非洲人国会大会（简称“非国大”）的陈土豪先生、印卡塔自由党的张新嘉成为南非首批华人国会议员，改写了南非议会没有华人身影的历史。
自己只是一个警务联络官，主要跟南非警察部门和移民局打交道。
上任之后从来没拜访过这些华人政治精英，没想到郝英良居然“故技重施”，到南非还没满一个月，就跟南非的华人政治精英拉上了关系，韩博觉得很不可思议，惊诧地问：“老婆，他想做什么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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