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思北在第一时间报警，叶思北和范建成之前并无情侣等可能发生性行为的亲密关系，从常理上，都可以推断，这极有可能是强奸。
可与此同时，叶思北缺钱、主动带安全套、过程中完全配合、反复报警、口供与照片、录音等客观证据有差异等违背常理的行为，也令人怀疑。
这也的确可能是一场她自编自导自演的仙人跳。她骗过了林枫，给范建成刻意设套。
“她整个过程里没有任何反抗迹象，甚至主动配合。她说自己反抗，但实际上她的抓痕位置在我当事人的左肩，那个位置及抓痕方向，拥抱是最可能导致这种抓痕产生的，这不仅不是反抗，甚至可以说是主动。”
孟鑫提出自己的疑点。
“按照受害人口供，这完全是受胁迫所致，不反抗、主动配合，都没办法证明受害人是自愿的。相反，嫌疑人在性关系可能性极低的身份关系里、将醉酒当事人带到一个不能反抗的密闭空间进行性行为，从常理推断，强迫的可能性远大于自愿。”
“叶思北如果说的是实话，为什么对案情描述与物证矛盾这么大？她说自己只打了一次电话，实际显示死两次，她说自己没有看见嫌疑人，但事实是就有一张照片她是睁着眼睛的，她不是全程蒙眼，她的口供与物证是完全矛盾的。”
“电话可能是范建成自己拨打第一通电话后删除，照片可能是醉酒后意识不清时拍的照片，”公诉人提出反驳，“如果当时电话是叶思北打的，叶思北意识是完全清醒的，她知道自己打电话，她睁着眼看着范建成拍照，她怎么可能不知道这通电话、这张照片的存在？她应该撒一个更好的谎，应该说，这张照片，恰恰是证明被害人当时意识不清的关键证据。”
“她平时酒量就是二两，所有证人、包括她自己所陈述的当天饮酒量，都不可能让正常人到达她所说的意识完全丧失的程度，而赵楚楚也作证，在他们分别时，叶思北的意识能够完整的辨认人、打电话、有逻辑说话，她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到达检院认为所认为的意识不清的地步，检院推测的可能性，是不具有客观基础的猜想。”
“那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受害人要挟过嫌疑人，那只是嫌疑人单方面的口供，甚至于我们有追加的音频证据，证明受害人在面对公司贿赂时仍旧坚持起诉，她如果是为了钱，早就翻供了。”
“那段音频是受害人自己录下的，这证明她有极强的法律防范意识，这反而辅证，她如果真的打算违法要挟我的当事人，就不会给他保留证据的机会……”
双方你来我往，围绕着证据、证人证言、口供疯狂开战。
双方都没有铁证，都只能在证人证言中寻找破绽。
相比范建成，叶思北的口供和物证对比矛盾更大。
她说只打过一次电话，实际有两次通话记录。
她说她反抗，但其实唯一一次反抗痕迹，更像是亲密接触留下。
她说她完全没有任何意识，睁开眼时是蒙着眼睛，实际她饮酒量几乎不可能到达完全失去意识的程度，而赵楚楚临时补加的口供，更进一步证明，她整个过程应该是清醒，不太可能到达她所说的有一段时间彻底断片的程度。
她的口供中没有任何关于安全套使用的内容，但实际上现场是有安全套外壳的存在；
她说安全套是赵楚楚教她携带，但赵楚楚却对此矢口否认……
案子进行到最后，双方各自做最后总结。
公诉人先站起来：“本案中，嫌疑人与受害人为上下级关系，在案发之前，从无暧昧言行，不具有发生性关系的常理性。案发当日，酒桌上存在不正常的劝酒现象，嫌疑人作为上级，不加制止，放纵劝酒发生，有犯罪预备可能，从监控、证人证言证明，当事人当时存在醉酒现象，嫌疑人单独带醉酒受害人行至城郊芦苇地，对受害人形成绝对压倒性的密闭环境，足以造成受害人感知生命危险，陷入被胁迫状态，违背自己意志，配合嫌疑人完成性侵过程。案发后，受害人第一时间报警，主动提出做精液鉴定，可见意志坚定，虽然受社会阻力改口撤案，但也属于常理，结合精斑、皮屑等生物鉴定，我院认为，嫌疑人范建成以胁迫手段，违背受害人意愿，强行发生性交关系，其行为触犯《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犯罪事实清楚，应以强奸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公诉人说完后，孟鑫站起来：“本案中，受害人在案发前为了给弟弟买房，曾借助我当事人在公司地位，虚开工资证明，后因贷款被丈夫发现，受害人与丈夫婚姻产生间隙，由此可推断，受害人与我当事人过往有一定私交，并且处于极其缺钱的状态，具有诬告我当事人的客观动机。案件中，被告口供与物证基本一致，没有瑕疵，而受害人的口供与证人证言、物证均有出入，有力证人林枫本身对此案抱有偏见，证词可信度降低。检方对于我方当事人定罪并无直接证据，更多源于常理推断，但从常理来看，受害人在案发当天主动携带安全套，饮酒量完全不足以到达意识丧失水平却自称毫无意识，醉酒后在明知赵楚楚与自己住所路线情况，两人一路时自己必定会落单的情况下，指明我当事人—— 一位年长异性送她回家，事发后虽然报警，却并不直接说明性侵，等过了好几天才二次报警，种种行为，都并不符合常理，反观我当事人口供，与物证更为贴合，逻辑更为清晰。因此，我方为认为，此案证据不足，事实认定有误，对于我方当事人，应予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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