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哪里，怎么住。对一个工资微薄的外乡人来说，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和吃喝拉撒都在国子监，还可以拿廪米的国家重点培养大学生邱子晋不一样。北镇抚司衙门管吃不管住，没有员工宿舍。除非被安排到晚上值夜，在值房才有个小床铺供给众人轮流休息。
    就高会的薪水而言，在京买房是肯定想都不用想的，就是城内租房也够呛。
    于是高会他选择租在城外陶然亭那边的慈悲庵。
    万达根据上辈子在北京乘坐地铁的记忆换算了一下。
    六百年后，这哥们如果每天坐地铁上下班的话，从故宫正门出发，到陶然亭下车，需要一号线换四号线，单程将近五十分钟。
    这个时代当然没有地铁，除了杨休羡的那一匹“暴雪”是袁指挥使送给他的个人财产，锦衣卫衙门里的所有马匹都是“公务车”。除非是缇骑因公务需要出行，一律不得借用。
    锦衣卫衙门是卯时上值。误了点卯，是要以军纪处罚的。所以高会基本上是日日“披星戴月”地往返在京城中心的锦衣卫衙门和慈悲庵之间。
    万达听了，不由得纳罕起来：怎么高会一个大老爷们住在人家尼姑庵里？这尼姑庵不是女人去的地方么？也能收留男人？他们就没什么忌讳么？
    不过在杨休羡给他一通解释后，就豁然开朗了。
    众所周知，明朝对农民的赋税和徭役，都是根据其所拥有的田地的数量和等级来决定的。拥有的数量越多，等级越好，要交的赋税就越多。
    不过有这么几种人，不管拥有多少田地，都是不用交税的。他们就是：皇亲国戚，进士，以及道士僧尼。
    是的，在明朝，只要考上了进士，全家都能免除粮役。
    如果你在读书一途没有天分，又没有皇亲国戚这样的身份，还硬着头皮不想交税怎么办——路子不是没有——出家。
    我们先不说出家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和难度，就单独讨论一下为什么一个尼姑庵里可以住进一个男人吧。
    明朝建国前期，国家内的荒地很多，洪武大帝采取了轻徭薄赋的税收政策，鼓励大家开荒。热爱种地的老百姓们也积极响应。
    到了明朝中后期，理论上田地的数量要比前期多了不止一两倍，收上来的税也应该几何式得提高了吧。
    不，税收并没有如愿猛增。
    “田”当然不会消失，勤劳的中国人民不会放过任何一块荒地。
    只是它们从需要缴税的“民田”变成了不用纳税“田”了。
    为了逃避高额的土地税，和以此为标准计算出来的一大堆苛捐杂税。无奈的大明农民选择把土地“依附”在官田或者免于交税的人家之下。自己就干脆做佃户，因为在“黄册”上显示他没有土地，所以全家都不用交税了……
    这种神奇的做法，在明朝甚至有个学名，叫做“影射”。
    不是指桑骂槐的“隐射”，是“影射差役”、“诡计田粮”的影射。
    这就导致了明朝中后期，士绅地主和大寺庙拥有百顷田地，却不用交一份粮税。而只有三五亩薄田的普通农民却成为纳税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先不说那么远，反正就这么个情况——寺庙，尤其是有名的寺庙，拥有非常可观的田地数量，以及依附于他们下面的僧尼，佃户，甚至逃脱徭役的流民。
    位于陶然亭附近的慈悲庵就是这么一个拥有几百亩土地和佃户的大庙。
    土地多了，空闲的房子自然也多。慈悲庵就会将这些空房出租出去，赚些银钱。
    说是租住在慈悲庵，实际上只是说是慈悲庵附近的空屋里。在明朝，已经有了专门的房产经济人，就是所谓的“牙人”。
    到北京上任后不久，山东人高会，就通过牙人租住了慈悲庵空余的一间小房子。
    很多到京城投亲访友的穷人，或是租不起客栈和京内宅院的应试举子，都会选择居住在城外的庙产中。
    既便宜又清静，也不失为一个好去处。若举子他日蟾宫折桂，更是会为庙宇添加名声，算是双赢。
    高会虽然是个不信神佛的粗人，但也知道自己身为锦衣卫，早就满手杀孽，唯恐玷污了清静之地。故而在慈悲庵那边租了将近三年的房子，至今都没踏足过庵堂内半步。
    压根谈不上忌讳。
    “啊，我这下明白了……”
    万达恍然大悟。
    说到底，朝廷给的工资太低了，高会租房不易，只能去郊区。
    同时也心下恻然。
    难怪自己休沐的日子，时不时还看到高会在城内当值。
    照理说作为他的随扈，高会的作息和自己应该是同步的。
    北镇抚司可没有“加班费”一说。他之所以那么勤奋，休沐日还去上值，就是为了那两顿免费“工作餐”吧。
    “你们两个刚才出去，看到了什么了”
    杨休羡问道。
    他和高会接触的时间不多，但是知道他为人虽然耿直，在业务上却半点不差。刚才他和邓翔两人去了那么久，必然是发现了什么蹊跷。
    而且以高会的酒量，不至于一杯就喝成那个样子，刚才显然是在装醉。
    高会深深吸了口气，望向杨休羡。
    “属下看到了一位‘故人’。”
    “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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