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父摄政王？！小博尔济吉特氏瞪大了眼睛看着多尔衮。那就是要自己嫁给他。一时间千万个年头在小博尔济吉特氏脑中回转着。不错，嫁给他的话。福临就成了他的儿子。多尔衮虽然有八房妻妾但却一直没有子嗣。福临皇位暂时还可以保住。可自己和他是叔嫂关系啊。若是在平常人家也没什么。可自己是皇太后，他是亲王啊。传出去不是贻笑大方吗。
    看着小博尔济吉特氏心神不定的样子多尔衮拱手道：“圣母皇太后，臣刚才失言了。”他转身就要离开房间。可就在他将要跨出房门时，背后传来了小博尔济吉特氏坚定的声音：“皇父摄政王，哀家会让礼部准备妥当的。”
    这一刻多尔衮还真的十分厌恶自己。于是他嘲弄的一笑道：“暂时还是叔父摄政王吧。不过太后可别忘了今天的许诺。臣随时会来兑现的。”说罢便大笑着走出了暖阁。
    三天后多尔衮招集八旗王、贝勒、贝子及内大臣会审济尔哈朗和豪格。在巩阿岱、纳席布、冷僧机等人的联合指正下两人被判有罪。济尔哈朗因此被降为郡王。从此再无实力同多尔衮抗衡。而豪格则被认为罪孽深重，应诛于市。但最后多尔衮以肃王虽大逆不道，乃是先皇之子，不可诛为由，宣布夺去豪格的爵位，废为庶人，囚于大内冷宫。半年后豪格突然暴毙于冷宫。也使得这桩公案成了永远的悬案。
    讲到这次的公审就不得不提一下所谓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这原本是由满洲贵族组成的决定国策的机构。自多尔衮执政以后，他就蓄意试图使议政王大臣会议转变成一个议事而不决断的咨询机构。正如太宗通过使固山额真成为当然的成员，来削弱八贝勒作为集体会议的作用，多尔衮也用增加大学士和六部尚书等人的办法，来促进这一转变。因此议政王大臣会议作用大大受到限制，它只能讨论和处理满洲贵族内部的一些升降、赏罚等事。特别是经过了这次的打击。议政王大臣会议再也不能遏制多尔衮个人的权力膨胀，反过来它倒成了一个法庭，多尔衮可以在此安排传讯，痛责其他敢于与他一争高低的权势显赫的贵族。
    多尔衮在逼死豪格、贬谪济尔哈朗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不久顺治便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并为他“建碑纪绩”。多尔衮得以以叔父的身份同顺治皇帝福临平起平坐。在朝见时不再向顺治跪拜。并且从改称“王上”。为了将大权收归于自己手中。多尔衮把更多的权力赋于了多由汉人担任大学士的内院。多尔衮在大学士洪承畴、冯铨的建议，首先改变了内院过去对一些重大事务不得与闻的地位。这次又进一步下令，“凡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物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使内院成了参与国家重大决策的重要机构。多尔衮还让大学士“于国家事务，当不时条奏为是”。这些大学士日随多尔衮左右，应对顾问，处理政务，颇得重用。
    在范文程、洪承畴等汉官的建议下满清为了进一步拉拢控制区中的汉族士大夫以达到以汉制汉的目的。便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同年八月，多尔衮亲“谒先师孔子庙，行礼”。同时把儒家著作四书五经奉为经典，列为士子必读之书，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即取它命题。又提倡忠孝节义，把关羽作为忠君的最高典范来崇拜。并规定自顺治二年起，每年五月十三日即“遣官祭关圣帝君”。
    在内政方面除了照搬明朝原有的制度和法令。多尔衮在税收上革除了三饷及正税之外的一切加派。同时，他要求“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倘纵容不举即与同坐。各巡抚御史作速叱驭登途，亲自问民疾苦”。并对明末广行贿赂的恶劣作风也严加斥责。责令：“今内外官吏，如尽洗从前婪肺肠，殚忠效力，则俸禄充给，永享富贵；如或仍前不悛，行贿营私，国法俱在，必不轻处，定行枭首。”借鉴明朝的教训，为了打击太监势力。多尔衮批准礼部的奏请，规定上朝时“内监人员概不许朝参，亦不必排列伺候”。而在《剃发令》问题上多尔衮终于也做出了让步。北方各地的反清起义让他意识到“剃头之举，民皆愤怒”。于是，多尔衮改变了先前的命令，宣布：“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极大的缓解了北方汉族的仇恨情绪。在历法方面，多尔衮根据法国传教士汤若望的建议。不用中原当时流行的《大统历》和《回回历》。而是改用欧洲的《时宪历》。使西历顺利进入了清庭。当时的不少汉官都认为：“王上（多尔衮）新政比明季多善，如蠲免钱粮，严禁贿赂，皆是服人心处。”
    多尔衮的这种做法当然引起了包括两黄旗的索尼、鳌拜以及正白旗苏克萨哈在内的满州贵族的不满。这些人虽是敢怒不敢言却也就此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但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在当时看来无疑是务实的。后世的史学家对多尔衮的这些举措十分感兴趣。经常将其同孙露在1645的一系列政策做比较。双方在对待腐败、税收、科举方面的政策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就连历法双方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西历。但其本质目的又是如此的大乡径庭。如果说多尔衮是致力于“集权”的话，那么孙露就是致力于“分权”。讽刺的是无论是“集权”还是“分权”两人都是用异常极端的手段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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