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所谓吉祥之兆，已然成为中华王的孙露往往只是一笑了之。她知道当年武则天登基前天下也曾出现过众多的“吉兆”。武则天甚至还为此嘉奖过不少人。虽然说这些纷涌迭现“祥瑞之兆”，多多少少都是代表着朝廷内外改朝换代的民意已然蓬勃滋长。但孙露决不会就此当真，更不会拿这些无稽之谈来大做文章。因为她坚信所谓的“祥瑞之兆”不过是强权底下的一个衍生物罢了。是“祥瑞之兆”还是“妖孽作祟”，决定权不在老天爷手里，而是在握枪杆子的手上。没有足够的实力做后盾，再多的吉兆也是枉然。
虽然孙露本人对这些“祥瑞之兆”并不感兴趣。但各地省城的主要报纸还是将这些吉兆大肆渲染了一番。通过媒介的作用在短短两个多月间朝野上下改朝换代的呼声就被抄得高涨起来。迫于朝野间的压力，显德皇帝识相地连续两次下禅国诏，令汤来贺等人奉诏玺，引百官至首相府献纳。孙露当然是一次又一次地婉言谢绝玺绶，并作表谦辞。
至此孙露受禅前所需要做的准备已然完成得差不多了。无论是在民意上，还是礼数上均已达到了陈子壮等人理想中的状态。在他们看来现在已是万事具备，只歉东风了。然而此刻的孙露却并不忙着让显德帝下这最后一道禅国诏。因为她的还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
农历四月二十六日，才刚刚结束不到半年的国会再一次被召开了。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国会的议员们并不是来此地提交他们的请愿书。而是来审议一份对后世发展产生极大影响的法律文件——《中华帝国弘武宪诰》。当然此刻的《宪诰》还未被灌上新名字。但与会的人都知晓这将是下一个新朝代颁布的第一份《宪诰》。
由国会来审议《宪诰》这样重要的律法，这在隆武朝时期是不曾发生过的。之前隆武国会的职权只限于审核内阁交付的预算以及征税提案。并通过国会议员各自代表的地方议会来控制地方上缴给中央的税收，从而使国会得以左右朝廷的财政权。其实从崇祯末年起，明朝中央政府对地方税收的控制就已经陷入了瘫痪。弘光帝在位时，南京朝廷对赋税的征收范围更是缩小到了江浙一带。两广、湖广、福建诸省虽毗邻京畿，却始终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这种情况直到孙露掌权的隆武时期才得以缓解。虽说从那时起南京朝廷有了关税、私掠金等其他收入方式。但地方上缴的钱粮依旧是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而地方议会的议员们，恰恰就是各地缴税的大户。
在隆武朝时期，各地方议会通过选举产生国会议员，并由国会议员代表该地区进京参加国会。由于国会是每五年一届，因此期间会由内阁向国会公布之后五年的计划。并以该五年计划为蓝本制定朝廷的五年预算案。再由这五年预算案来决定各省份在之后五年内所需向中央上缴的税收份额。而省一级的地方议会则能决定其所属范围内各州的税收份额。至于朝廷每一年的预算和结算，则由常任的上国会来进行监督调整。这样一来帝国的纳税人便能通过国会、议会为平台来决定自己缴纳的钱该怎么用。
起先还有不少官僚士大夫担心过给予国会财政权影响中央的税收。甚至还有人认为缴税的缙绅会以此来刁难朝廷。但通过将近六年的实验证明，由国会控制财政税收不但不会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相反还能极大的提高税赋的使用效率。因为同不事生产的官僚们比起来，议员们更关心的是税收使用的实际效率。他们是决不会象官僚那般，拿自己的血汗钱去慷他人之慨。也不会同意花大把的银子去做些华而不实的事情。当然在这种制度下，就朝廷来说，要想随便增加赋税项目或是提高税赋额度，确实会比从前困难得多。
而如今孙露让国会来审议《宪诰》，无疑是又给予了国会一项新权利——立法权。虽说新的《宪诰》是由内阁和司法部制订的，国会这次的审议也有走过场的味道。但从制度和程序上来说，国会确实是拥有了一定的立法权。当然此时此刻的国会议员们对于这个新权利还未完全适应。但比起当初拥有财政权时来，议员们则更多了几分的自信与好奇。
这一日，国会虽还未召开，议员们却已早早地来到休息大厅等候了。虽然众人数个月前才刚碰过面，但这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变故却让他们有了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一干议员在相互寒暄的同时，自然也少不了唏嘘一番现实的局势。而在这种私下的交流中，各方的派系也越发明显起来。
岭南、江南、川湘、晋豫，人们依据各自所处地域划分着各自的派系。当然这种派系也不是渭泾分明的。至少复兴党的得势让各方势力均巴结起了岭南的财阀们。不过王霖生等江南一系的财阀们，这次倒是一反常态地显得异常冷静。他们虽客气的向众人打着招呼，却并没有象其他人那般屁颠屁颠地巴结粤党。而是颇有风度地坐在一旁，静静地等待着国会的召开。
“王会长，王公子，二位来得可真早啊。”满面红光的贾敏则高声唱了个诺道。
“原来是贾会长啊。罡儿啊，还不快来见过你贾伯父。”王霖生客气的回了个礼，回头向儿子嘱咐道。
“侄儿见过贾伯父。”王罡恭敬地朝着贾敏则作了个揖。神色之中比起那日在太湖山庄时多了几分自信，少了几分轻狂。虽说他的父亲乃是上国会议员又是江南商会的领军人物。但王罡能以二十五岁的年纪出任国会议员依旧是件难得的事。这其中亦少不了他自身的努力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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