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环境，只是为了争取更为有利的条件，而既然是条件，那自然就有目的。

    这一次借用吴起的名气、墨家的技术学问上的优势，和赵国的乱局，无疑将会给魏国带来的极大的压迫感。

    列国纷争，各国互不信任，彼此猜疑。

    尤其是魏赵之间之前已经颇多矛盾，而魏侯一直与赵侯和公子朝暗通款曲。

    赵侯即将病逝，这么短的时间内，魏击和赵章根本没有时间沟通，除了武装干涉之外别无他法来确保魏国的安全。

    一旦这个营造出来的、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的赵、墨、秦、楚联盟结成，魏国将会陷入全面被动，这是魏侯不能接受的。

    本身秦楚就一直联姻，魏楚争霸中原，秦国也一直策动楚国在西河搞事以帮楚国分担压力。赵国武力如今虽然不强，但是也经过了公仲连的改革，一旦跳反三晋，魏国的局面就会大为难看。

    魏齐之间本身也缺乏信任，虽然现在齐国田氏刚刚有求于魏击，赖其力得到了侯爵之名分。

    然之前三晋伐齐、拆长城、对卫国这个缓冲附庸国的争夺、齐国曾出兵救援楚国榆关大梁、魏越联盟压制齐国等历史遗留问题，都会让魏国产生诸多怀疑：一旦赵国跳反，齐国会不会趁机咬自己一口而不是和自己结盟。

    这种猜疑和猜忌，墨家留给了魏齐韩等国，争取到了自己内部一直想要完成的一件大事的时间。

    …………

    墨家代行其政的郯国西北五十里处，一条小河蜿蜒而过。

    河的这边，是完全实行墨家政策的郯国，名义上是郯国，实则就是墨家治下的一县。

    河的对面，是加入了非攻同盟，但是保持独立主权名义的费国。

    潡水之战后，费、薛等国纷纷加入了非攻同盟，相对于需要给越国进贡的霸权，墨家以非攻同盟的形式将这些小国组织在一起，并不收取贡品丝绢之类。

    各国的内政也没有理由“代行其政”，因为费、薛等国暂时还有君主，而郯、缯等国，是墨家从越国手中“解放”出来的，已经“找不到”可以继承的直系继承人，于是才代行其政。

    在地缘上，越国淮河以北的势力尽失，潡水一战震动了越国根基，父子相残的戏码因为墨家需要留着越国恶心齐国，出兵加以干涉而未发生，但是越王翳已经在北方呆不住了。

    墨家的义师以帮助镇压叛乱的名义驻扎在琅琊附近，越王已经开始在江南吴越故地修缮旧都，大有放弃淮北迁回江南的意图。

    这种情况下，除了有些的几个城邑外，基本上都成为了墨家的地盘，或是迁民垦荒筑城、或是建设沿海城邑晒盐……

    如此一来，如费国这样的依旧维持着主权的小国的局面就变得极为封闭，除了北面和鲁国有所交流外，其余方向完全被墨家封住，成为了“国”中之国。

    潡水一战后虽然墨家势力大涨，但是为了防止齐、魏干涉，引起天下震动，并未彻底解决费国等小诸侯国的问题，而是在等待时机、积蓄力量、发展生产、变革基础。

    费国也有义师，而且这义师的组成是由费国出人，墨家提供武器，作为非攻同盟的军事力量，在保证不干涉费国内政的情况下维持费等小国自己的制度。

    费国义师的成员，多是国都大邑的自耕农。因为这义师的钱财装备都是墨家来出，与泗上民众无关，所以墨家资助了这些自耕农一部分铁器，同时大力宣传墨家的一些激进言论。

    几年过去，这些服役归乡的自耕农，开始在墨者的带领下组织起来。

    费国的制度早早就进行了一些变革，比如初税亩制度，使得出现了不少的自耕农。

    但是，赋税极高。

    原本的各家份田收什一税，形成制度之后，因为原本生产力低下，需要一部分“置田”，也就是闲置的田地休耕，这休耕的部分也需要征收什一税。

    休耕原本是必须的，这样就等同于五一税。而随着大豆玉米小麦棉花轮作技术从那些义师归来的农人的传播发展，这些休耕田也开始种植，费国的贵族和统治者也水涨船高，将原本固定的“五一税”形成制度。

    而除了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外，作为贵族家族统治的基础，大量的贵族封地依旧存在。

    这些贵族依旧拥有支配其封地农民的权力，但是因为地形地势的关系，这里和宋国沿丹水、泗水出现的一些列经营性庄园变革完全不同。

    一则宋国的小贵族、地主阶层距离泗上更近，而且之前在商丘爆发过国人干政的事件，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权利。

    二则，如今运输困难，道路不修，水运仍旧是最佳的运输方式。沛邑、彭城等工商业城邑的发展，让粮食和原材料成为有利可图的商品，但是限于运输，这种生产关系的自发转变也就发生在宋国沿河一带的平原地区。费国多山，又没有一条河能够直达彭城沛邑，故而这种变法在费国发生的极为缓慢。

    潡水一战后，墨家在东南与费国以沂水的支流珈水为界，并不明着干涉费国的内政，但是墨家可以费国讲学宣传、开办矿冶、售卖盐铁。

    除此之外，对于费国贵族来说最为不情愿的一个条件，就是勘定的边界……一旦有逃亡的农奴逃到边界，费国将不得追讨，墨家将会组织他们垦耕。

    这种政策之下，每年有大量的人口从费国逃亡过界，进入泗上墨家的直辖地。

    除此之外，大量的商品奢侈品涌入，贵族们的收入明显不足以维持他们更高水平的生活，急需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费国也终于开始“倒逼变革”，只不过这种变革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贵族和费君颁布了《禁亡令》，宣布贵族对于封田上的农夫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必须要“公事毕方可事私”，必须要为封田家主完成“义务”的公田劳作后才能够经营自己的份田。

    禁止藏匿逃亡的农夫，一旦抓获，帮助藏匿者与逃亡者同罪。

    逃亡者一旦逃亡，若反抗，追捕者有权击杀。

    在泗上商品的冲击之下，在泗上制度的对比之下，费国的内部矛盾愈发严重。

    因为是封田制，所以贵族们得到了铁器、购买了马匹之后，继续扩大自己的土地。扩大自己的土地，收入增加，但是也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这就又需要增加“公事”的劳役程度，使得封地之上农夫的负担加倍。

    宋国沿河的土地制度、开垦状况和费国这里不同。

    尤其是陶丘附近，那里经济发达，土地私有制早已出现，大量的私田采用租种的方式。煤的出现，也让柴草山缺乏意义，泗上的纺织业以棉花为主养羊也没有那么大的利润，因而那些小贵族封地之地的非耕地也没有什么可值得发展的。

    所以宋国沿河的一些地主和小贵族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收回了租田，驱赶了超额的劳动力，让他们滚到泗上或是城邑谋生。

    而费国则因为铁器牛耕垄作的出现，导致了另一种情况。贵族们利用宗法关系和对封地农夫的支配权，扩大了“公田劳役剥削”的量，增加自己的土地和农夫在公田上的劳动时间，从而进行另一种方式的谋利以增加收入。

    这种情况，必然导致大量的封田上的农夫逃亡，墨家在一旁虎视眈眈，又打不过墨家，便只能采取更为严苛的律法，严禁农夫逃亡，从而维护贵族的利益。

    “公事毕”所花的时间越来越多，“私事”的时间就越少，封田上农夫的收入就越低，墨家又只在泗上进行土地改革后采取分期赎买铁器、租借耕牛马匹的方式，对于费国内部，只说“爱莫能助”，这便导致了封田上的农夫日日都在唱《硕鼠》。

    正是：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既唱硕鼠，便自然流传起了《乐土》，对于东南方这一处的农奴而言，乐土只有一河之隔。

    逃过去，就是乐土。

    逃不过去，就要被硕鼠吃一辈子。

    逃走的过程中被抓，可能会死，可能会罚为奴隶，可能会增加劳役。

    但希望，总是可以战胜死亡的威胁。

    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封田上的农夫越河逃亡，一旦过河，后面追逐的贵族私兵便不敢越界，而且河边会有隶属于墨家的义师守卫。

    如今沿河驻扎在郯邑附近的，正是扩编之后的义师第六师，是从潡水之战的第六旅扩展而成。

    至少在数月之前，郯邑驻扎的还是以沛邑的富裕自耕农良家子为主的第一师，但是前几月第一师调到了胡陵附近，而将人员构成大部分是原越人奴隶、逃亡农奴、刚刚得到了分田的逃亡垦耕者构成的第六师。

    如果说原来第一师的士卒对于那些逃亡到河边的农人充满了同情，而第六师的大部分士卒除了同情之外，也带着一种刚过去不久的感同身受的对于贵族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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