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李朝太祖李成桂本事高丽国的权臣。明洪武二十五年，在高丽左侍中裵克廉、以及郑道传、赵浚等人的倡议推戴下，李成桂取高丽而代之建立了而今的李氏朝鲜。不过当时的李成桂虽手握兵权，但他的举动终究是夺朝篡位。生怕不能服众的李成桂在篡位后不久便立即以“权知高丽国事”的头衔向明朝上表，称高丽国王昏乱，自己受推戴不得不即位。然而明太祖朱元璋对这位篡位者的态度十分冷淡。于是为了打动明朝的统治者，李成桂之后不仅效仿明朝的制度制定了《朝鲜国典》，将朝鲜的管制、田制及律法一一汉化。还一改高丽国尚佛的传统，转而推行“崇儒抑佛”的国策。不久，眼见时机成熟的李成桂拟定两个国号——“朝鲜”（古号）和“和宁”（李子春就仕之地）请朱元璋决定，朱元璋随选择了“朝鲜”二字。虽然这一次朱元璋还是李成桂“顽嚣狡诈”为由不授予其正式册封赐印。但随着李成桂的头衔由“权知高丽国事”改成“权知朝鲜国事”。朝鲜的合法地位也就此被中原天朝认同了下来。
    或许正是处于李朝太祖的“篡位”出身，朝鲜一直以来就十分在意中原王朝对其的认可。因而才总是在那里千方百计地模仿中国来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不仅如此，李成桂与同样“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一样“重文忌武”，甚至更彻底。李朝在军事上实行兵将分离制度，屋顶将亦无定卒。从而使得朝鲜数百年来都兵威不盛。
    总之从某种角度上来看，无论是在制度上、思想上、军事上，李氏朝鲜都像是一个浓缩了的中国。只不过中国传统帝制下大统一的优势并没能在这个弹丸小国身上得到体现。相反诸多致命缺陷却在这里被显著地放大了出来。这些缺陷就像泥潭一般困住了这个国家的决策者们。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李朝的最高统治者——李淏。
    说实在的现任的朝鲜王李淏并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年轻时他曾只身前往中原考察当时刚刚复兴的隆武皇朝。也曾为中原的活力、开放以及各种犀利地火器所震撼。为此他在登基后便积极引入中原的新技术、整顿军备、开发火器、建造舰队。并以此在军事上取得了一定地成果，也为他自己巩固了地位。然而这些风光却像是昙花一般稍纵即逝。李淏很快就发现，边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算主持这事一国之君也一样。
    李淏所面对地最初阻力来自于“两班”势力，自燕山君被废黜后，朝鲜王室就一直处于弱势状态。贵族世家通过与后宫勾结把持着朝政。而李淏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就必须将大权收归于手。起初因为有满清的威胁，李淏的一系列举措还能为“两班”势力所容忍。然而随着满清的覆灭，李朝的“元老派”就此发出了“修身养息”的呼声。以求恢复原来权利分配。这当是与李淏“军士兴国”、“大权收归”的设想初衷背道而驰的。眼见情势不对，李淏当机立断地扶持了与“元老派”对峙多年的“士林派”来巩固自己之前地成果。于是在王权的怂恿下。书院、科举出身的“士林派”很快就将朝中的“元老派”杀得片甲不留。而李淏的权利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然而，朝鲜的改革却并没有因为“士林派”的上台而一帆风顺。李淏很快就发觉“士林派”甚至比“元老派”还要难缠。须知，朝鲜的儒林一直以来都是程朱理学地忠实追随者。因此对于发生在中华朝的变革，“士林派”多数人都持否定态度。痛心疾首于中原“礼崩乐坏”的“士林派”自然是不会答应同样事情在朝鲜这个“小中华”身上重演。而他们之所以支持李淏整顿军备，只不过是要他们的“圣王”捍卫“正统”对抗中原的“恶逆”罢了。至于其他任何可能危及“祖宗家法”的举措，则一定会被“士林派”毫无商量的否决。
    意识到“士林派”无法帮助自己实现抱负，李淏之后虽然也尝试过扶持一些思想开明有远见的两班年轻子弟。然而这些人的经验与威望终究是不能与久经官场地“士林派”相提并论。因此李淏在不得已之下，又一次启用了“元老派”。毕竟相比顽固的“士林派”，“元老派”至少还能通过利益的筹码进行商讨。
    在经过如此一波又一波的整肃与变更之后，朝鲜的朝野上下自然是元气大伤。其对外政策在外人眼中更是出尔反尔、犹豫不决。直至今日论入了如此孤立的境地。而李淏本人则被缠绕于朝野的党争之中难以自拔。
    此刻正当李淏不耐烦于“元老派”与“士林派”之间永无休止的争吵之时。却听堂下忽然传来了一个尖锐地声音道：“伊大人说吧！中国人究竟给了你们多少好处，让你们把朝鲜出卖给他们。”
    不用抬头龙椅上的李淏都知道控诉来自于台谏洪名溪。台谏制度源于中原的唐朝，完善于宋朝。以掌纠弹之御史为台官。与掌建言之给事中、谏议大夫等为谏官。其基本职能就是监督由官僚系统，制衡宰相防止权臣专权。此外，台谏制度还有效地调动起了文人参与政治的积极性。然而在实际操作之中，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朝鲜、越南，台谏制最终无一例外地都沦落为了“人主之耳目”以及“党争利器”。为了向君王表忠心，台谏御史们往往通过“诋汗而去”来显示自己的“贤”。或是在党争过程中，利用自己的职权炮制文字狱打击政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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