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农虽不支持三位的观点，却也理解三位的举动。”王夫之淡然地回答道。
面对王夫之地回答，黄向忠三人有狐疑的、有不屑的、亦有叹息的。不过最后他们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是微微拱了拱手，便离开了休息厅。望着此三人远去的背影，一旁地年长地白议员不禁担忧地向王夫之问道：“而农，你说他们会不会真的去借轩辕纪年一事上书反道啊？”
“会。”王夫之不假思索地回道。
“这…而农，这你还放他们走？”白议员皱着眉头问道。那表情仿佛是在责怪王夫之为什么不去阻止此三人。
其实王夫之又何尝没有过白议员的想法，但他心里十分清楚像黄向忠这一类人一旦认准一个“理”，那就是不撞南墙绝不回头。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与理想可以不顾一切，甚至是配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这种奋不顾身的品质往往被人们视作为一种美德。然而在现实之中这种“美德”却并没有多数人想象中的那么完美。特别是当这种“美德”与固执己见相结合后，那除了被诗人津津乐道的“英雄主义情怀”外，就只剩下了麻烦。
因为显然在这些人地眼里，总认为既然自己是“忠”，那与自己持有不同观点者就一定是“奸”。并由此推论，既然自己是“一心为公”，那与自己政见不同者就一定是“一心为私”。在这种状态下，你根本就不能指望他们能听得进其他不同意见。因此，此时的王夫之也只得苦笑着回头反问道：“难道白老您认为在下能阻止得了他们吗？”
“是啊，白老。您又不是不知道这些人的脾气。在他们眼里您要是不符合他们，那就是庸人；您要是阻止他们，那可就成奸佞小人了。所以啊，咱还是老老实实地作群庸人算了。”一旁的戴建半开玩笑着说道。顿时就引来了其他人一片哄笑。
“戴公子说的是，这帮穷酸，整天就只知道挥笔杆子，打嘴仗。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被选上来的。”一个商会出身的议员跟着附和道。
“哎，你还别说，这种人一般都能言善辩的很。你要是同他们在大街上开坛对辩，估计往来的百姓多半会听他的，而不会听你的。”戴建嘿嘿一笑道。
耳听戴建这么一说，那商会出身的议员当即就不屑地反驳道：“不错，若论耍嘴皮子，咱确实耍不过他们。但国家大事能靠耍嘴皮子耍出来吗？真要到关键时刻靠的还不是这个。有了这个咱就算不发话，也照样有人会代咱说话。”那议员说罢便将一个满鼓鼓的荷包丢在了桌子上。
眼见此人一副财大气粗的模样，戴建心头不由得就来了火。正当他想要以刁钻的话语给那人以下马威之时，却不想被人轻轻地拍了拍肩膀。戴建回头一看却是王夫之正冲着自己微微摇着头。与此同时，白议员也轻咳了一声及时发话道：“李威，你这是干什么！要比财，去商会比去！这里是议会，是你撒野的地方吗？！”
给白议员这么一喝，那李议员当下就没了声响。却见他灰溜溜地收起了钱袋，满脸通红地坐到了角落里。原来这白议员乃是香江商会的董事之一。与陈家还有几分姻亲关系。他这一发话，在场商会出身的议员当然是不敢再有声响。
面对这种架势，王夫之还是一如既往地镇定自若。就他本人看来，刚才那李姓议员的本质，正如其所言，议会地基础就是一个“钱”，议会根本就没资格与内阁分庭抗礼。如果没有“钱”，中华朝的议会可能已经沦为了清议的场所，最终名存实亡。
“钱”这个无比粗俗地东西，却赋予了中华朝议会无上的权力与生机。对于一个饱读圣贤之书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但王夫之却并没有责怪这种情况的意思。在他看来恰恰正是这种“功利性”保证了议会“天下为公”地原则。
正如戴建先前所言，不少人为世间“非忠即奸”的人，往往能言善辩，再加上那种令人激奋的“书生意气”，可谓极富蛊惑力。别说普通百姓了，就算是帝王，在面对这种人时都无法不心动。因为这些人确实是一心为公，也确实忠心耿耿。若在以前，光是这两条就足以让帝王破格提拔一些人了。然而，调子唱得高的，手段不一定高。再高尚的目标，如果在操作中没有实际地效果，不仅毫无意义，甚至还可能带来灾难。这一点历史上已经不止一次用血与泪来证明了。虽说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不乏这一类的前车之鉴，但相同的错误还是一再地被重复。毕竟是人总是会有欲望的，一旦帝王的欲望被挑动，那他就会被说动。
相比说服帝王一人，想要以能言善辩、夸夸其谈来说动由四、五百人组成地国会，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虽说三国时有诸葛亮舌战群雄，但当时的诸葛亮实质上要说服的也只有吴王一人而已。人越多，欲望也就越大，情况当然也就越复杂。因此国会往往更在乎的是实际的效果，而非冠冕堂皇的目标。这也使得黄向忠等人在国会之中注定难以得到他们所期望的重视。
“而农，你说黄太冲那里会怎样对付黄向忠等人呢？”坐在八仙桌旁地戴建打断了王夫之的思路道。
“戴兄，你认为太冲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吗？”王夫之端起了茶碗幽幽的问道。
“以黄太冲得性格，他当然不会去同这样几个小角色计较。只不过，有道是一犬吠日，百犬吠天。”戴建说到这里故意压低了声音道：“而农你没发现吗？杨光先那伙人这段时间四处走动的特别勤快，而且他们的一些观点同刚才来的那三人也是大同小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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